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
却怜坚重质,不减浪花痕。
满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
公兮不归北,万里一招魂。
你自定州贬官到岭南,雪浪石因此与世不闻;而今你竟谢世而去,石却在故地留存。
可爱可敬的墨石,质地是如此的坚硬凝重,不减当年洁白的浪花状脉痕。
我要像你当年酌酒赏石那样,把中山酒向杯中满斟;还要像你当年用大盆盛石那样,重新修治雪浪斋并添置丈八盆。
你终于不愿归北与亲人团聚,客死江南也是出于避祸之心;我今只能在万里外的定州城,写此哀辞为亡友洒泪招魂。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自儋州(今海南儋县)贬所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诗人九月得知苏轼病逝的噩耗,于是写下了这首睹物思人的哀辞。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蒙蒙。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
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
弄世界机关识破,叩天门意气消磨。
人潦倒青山漫嵯峨。
前面有千古远,后头有万年多。
量半炊时成得什么?
辘辘转转,把繁华旧梦,转归何处?只有青山围故国,黄叶西风菜圃。拾橡瑶阶,打鱼宫沼,薄暮人归去。铜瓶百丈,哀音历历如诉。
过江咫尺迷楼,宇文化及,便是韩擒虎。井底胭脂联臂出,问尔萧娘何处?清夜游词,后庭花曲,唱彻江关女。词场本色,帝王家数然否?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