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墨者有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庖人调和而弗敢食，故可以为庖。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
天的覆盖没有偏私，地的承载没有偏私。日月照耀四方没有偏私，四季的运行没有偏私。它们各自施行它们的恩德，所以万物才得以生长。黄帝说：“音乐禁止过分，色彩禁止过分，衣服禁止过分，香气禁止过分，饮食禁止过分，宫室禁止过分。”尧有十个儿子，但是不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却传给了舜；舜有九个儿子，但不传位给他的儿子却传给了禹。他们最公正了。
晋平公向祁黄羊询问道：“南阳没有县令，谁可以担当这个职务呢？”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您是问可以不可以，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平公说：“说得好。”于是任用了解狐，国人都对此说好。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说：“国家没有尉，谁可以担当这个职位？”祁黄羊回答道：“祁午可以。”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您是问可以不可以，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平公说：“说得好。”于是又任用了祁午，国人对此说好。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道：“祁黄羊的说法好！推举外人不避开仇人，推举家里人不避开儿子。祁黄羊可以说是最公正的了。”
墨家有个大师腹纯，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对他说：“先生年纪已大，又没有其他儿子了。我已经下令有关官员，不杀您的儿子，先生在这件事上就听我的吧。”腹纯回答说：“墨家的法规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给予刑罚。’这是用来制止杀伤人命的。禁止杀伤人命，这是天下的大道义。大王您虽然给予宽恕，下令有关官员不杀他，我腹解不可以不奉行墨家的法度。”腹纯没答应惠王，于是处死了他的儿子。儿子是人们偏爱的，忍痛割爱而奉行天下的大道义，这位大师可以说是公正的人。
厨师调制饮食但不敢自己吃，所以才可以做厨师。如果是厨师烹调食物却自己吃了，就不能用他当厨师了。当王、伯的人也是这样，诛杀残暴的人但不私吞他们的财产，而是将其分封给天下的贤人，所以才可以当王、伯；如果是当王、伯的人诛杀残暴的人而去私占他们的财产，那也就不能当王、伯了。
私的本字作“厶”，《韩非子·五蠢》说：“古者苍领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说文》引作“自营为厶”。可知私就是为自己打算，包括私利、私欲、私心、私念。去私就是要去掉一切私心私念，摒弃一切谋取私利、满足私欲的行为，而要求事事“出以公心”。题目“去私’就是全文的中心论点。与《吕氏春秋》其他篇相似，文章着重通过各种推理形式对中心论点加以论证。
第一层，以天地无私立论，说天并不只覆盖一方，地并不只负载一角，日月并不只照临一地，四季并不只运行一处，而是普遍地进行着，因而万物得以成长。这反映了道家的思想。庄子说：“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天地》）又说；“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天道》）这也就是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意思。
第二层引黄帝之言和举尧舜之行，证明古代圣君皆“至公”。黄帝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但先秦古籍所称黄帝之言，大都为后人依托，以表达某种思想和主张。这里所说的声、色、衣、香、味、室皆“禁重”，意在说明古代圣君并不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尧舜禅让之说原是对古代部落联盟酋长选举制度的美化、理想化，这里称赞他们的传贤不传子，也只是为了说明国君不应把天下看作是一己一家之私产。
第三层，列举两件历史事实，说明人臣为人处世都应出以公心。一是祁黄羊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一是墨者巨子腹醇的大义灭亲。前者是不计个人恩怨，不顾他人毁誉，一心为国君效忠于后者是不讲个人私情，坚决行墨者之法。作者在叙述这两件事时都穿插了君臣的对话，并采用对比和映衬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此外，作者还用了“极而言之”的突出强调的手法，说举荐贤才，哪怕仇家或亲子都不避；说严厉执法，哪怕自己的儿于犯了杀人罪也要诛杀，都是在最高层次上来夸张他们的“公心”；两件事叙述之后又加以议论，有叙有议，更能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前者引孔子之言，后者为作者的直接发论，同为议论而以不同形式出现，说明作者力求避免文章板滞而注意有所变化。
第四层，以厨师调和而不敢食，说明王伯之君当诛暴而不私。这里用的是类比推理的形式，前者为宾，后者为主，使文章落实到王伯之业上，说明王伯之君不应把天下当作一己之私产，而应将天下与人共之，“以封天下之贤者”。
这篇文章所选的故事比较典型，记述具体，重点突出，引事说理，说服力强。《吕氏春秋》的作者鼓吹分封，从反对帝王将天下视为一己一家之私产，任意挥霍享乐这一点来说，它具有积极的意义。
此文是《吕氏春秋·孟春纪》中的第五篇，第四篇是《贵公》，两篇可视为姊妹篇。私是与公相对来说的。《吕氏春秋》创作之时正是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前夜，但作者创作此文是为了鼓吹分封，反对帝王将天下视为一己一家之私产，任意挥霍享乐。
临川郡城之南有五峰，巍然耸起，如青芙蕖，鲜靓可爱。其青云第一峰，雉堞实绕乎峰上，旁支曼衍，蛇幡磬折。沿城直趋而西，如渴骥欲奔泉者，是为罗家之山。大姓许氏，世居其下。其居之后，有地数亩余。承平之时，有字仲孚者，尝承尊公之命，植竹万竿，而构亭其中。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莹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冲瀜于北南，洋溢乎西东。莫不绀联绿涵，无有亏欠。仲孚啸歌亭上，俨若经翠水之阳而待笙凤之临也。虞文靖公闻而乐之曰：“此足以抗清寥而冥尘襟。”乃以“环翠”题其额。
至正壬辰之乱，烽火相连，非惟亭且毁，而万竹亦剪伐无余。过者为之弹指咏慨。及逢真人龙飞，六合载清。仲孚挈妻子自山中归，既完其阖庐，复筑亭以还旧。贯而竹之，萌蘖亦丛丛然，生三年而成林。州之寿陵与其有连者，咸诣大仲孚，举觞次第为寿。且唶曰：江右多名宗右族，昔时甲第相望，而亭榭在在有之。占幽胜而挹爽垲，非不美也。兵兴以来，有一偾而不复者矣；有困心衡虑仅脱于震凌者矣；有爬梳不暇迁徙无宁居者矣。况所谓游观之所哉！是亭虽微，可以卜许氏之有后。足以克负先志，前承后引，盖未有涯也。酒同酣，相与歌曰五山拔起兮青蕤蕤；六千君子兮何师师；凤毛褵褷兮啄其腴；秋风吹翠兮实累累；邈千载兮动遐思。歌已而退寿陵。
中有陈闻先生者，谓不可无以示后人。乃同仲孚来词林，请予为之记。
呜呼！昔人有题名园记者，言亭榭之兴废，可以占时之盛衰。余初甚疑之，今征于仲孚，其言似不诬也。向者仲孕出入于兵车蹂践之间，朝兢暮惕，虽躯命不能自全。今得以安乎耕凿，崇乎书诗。而于暇日，怡情景物之表，岂无其故哉。盖帝力如天，拨乱而反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十有余年矣。观仲孚熙熙以乐其生，则江右诸郡可知；江右诸郡如斯，则天下之广又从可知矣。是则斯亭之重构。非特为仲孚善继而喜，实可以卜世道之向。治三代之盛，诚可期也。予虽不文，故乐为天下道之，非止记一事而已。
仲孚名仲丽，嗜学而好修，士大夫龛然称之。
彤霞久绝飞琼宇，人在谁边？人在谁边，今夜玉清眠不眠。
香销被冷残灯灭，静数秋天，静数秋天，又误心期到下弦。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为之，圆如小樱桃。一枚之中，刻罗汉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课经者、荷杖者、入定于龛中者、荫树趺坐而说法者、环坐指画论议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趋而后侍者，合计之，为数五百。蒲团、竹笠、茶奁、荷策、瓶钵、经卷毕具。又有云龙风虎，狮象鸟兽，狻猊猿猱错杂其间。初视之，不甚了了。明窗净几，息心谛观，所刻罗汉，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织绮绣，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风致，各萧散于松柏岩石，可谓艺之至矣！
雪霏霏，风凛凛，玉郎何处狂饮？醉时想得纵风流，罗帐香帷鸳寝。
春朝秋夜思君甚，愁见绣屏孤枕。少年何事负初心？泪滴缕金双衽。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余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刦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齐田单诈骑刦，卒败燕军，复收七十余城以复齐。
燕王悔。惧赵用乐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刦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措，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余教，而骤胜之遗事也。闲于甲兵，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返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返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顺于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乃至弃群臣之日，遗令诏后嗣之余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可以教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于江而不改。”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一说阳翟 (今河南禹州)人。姜子牙二十三世孙。战国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丞相。
吕不韦早年往来贱买贵卖，累积千金家财。后在邯郸结识子楚，并以千金助其登上秦国王位，又献赵姬生秦王嬴政。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吕不韦被拜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登相位后，模仿战国四公子，招致天下志士，食客多达三千人，令食客把自己所学所闻著写成书，汇集而成《吕氏春秋》。秦王十二年（前235年），秦王嬴政恐其叛变，吕不韦遂饮鸩自杀。
吕不韦编写的《吕氏春秋》内容包含哲学、史学、政治、道德、天文、地理、农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尤其对后稷以来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是战国秦汉之际颇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著作，总结了古往今来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在思想上为秦国的统一提供了完整的统治理论和依据。该书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有严谨体系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