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短长亭，行路无情客有情。年去年来鞍马上，何成！短鬓垂垂雪几茎。
孤舍一檠灯，夜夜看书夜夜明。窗外几竿君子竹，凄清，时作西风散雨声。
南北向的官道上短亭接着长亭，脚下的道路虽无情，但行走在上面的行人却有情。我年年骑着马来回奔波在这条道路上，可有什么成就呢？鬓边的短发渐渐白了几根。
我书斋里的灯仍旧独自亮着，夜夜读书到天明，陪伴我的只有窗外的几株君子竹，如此凄清，西风飒飒，竹叶簌簌，好似风吹雨散一般。
羁旅之感是唐宋词中最常见的内容之一，不过这首小令不同于那类情事虚拟化的作品，词中所写实为作者数十年鞍马劳顿、漂泊天涯的生活感受。刘秉忠才学出众，十七岁即为节度府令史，未几弃去，“决意逃避世事”，遁武安山（今属河北）中，“与全真道者居”。不久又从天宁虚照禅师剃度为僧。后随海云禅师入见忽必烈，遂留之。从此开始了他随元世祖南北征战、四处奔波的生涯，直到五十五岁时才结婚成家，五年后辞世。正因为词中的情感全由作者这种真实的生活经历中来，自然也就显得格外亲切和感人。
相传为李白所作《菩萨蛮》写行人归意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本词起首即由此借来。“短长亭”，短亭、长亭，为古时设在大路边供行人休歇的亭舍。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谓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古诗词中“长短亭”的意象历来是与羁旅漂泊之意连在一起的，本词中作者又进而在前面加了“南北”二字，使这长长的“行路”更显得漫漫不尽令人生愁了，因此作者谓之“无情”。路程本身距离的长与短，实为人的感觉，谓其“无情”更是人的情感的投射，所以这“行路无情”实在是“人有情”的表现，以“无情”衬“有情”更显出其“情”的强烈与深刻。接下来作品又从时间长久的角度来进一步写这“年去年来”的羁旅之苦。作者在另一首《南乡子》中写道：“游子绕天涯，才离蛮烟又塞沙。岁岁年年寒食里，无家。”这几句可谓这年复一年的“鞍马”行旅生活的注脚。令作者不堪的还不仅是这没有休止的漂泊之苦，更有一种老大无成而生命虚耗的憾恨，一语“何成”，已见词人憾恨之深；几许“雪茎”，更衬出其悲愁之重。长路漫漫，归期遥遥，匆匆行旅间，鬓丝已染霜雪而事业却无所成——游子漂泊的愁苦、憾恨与困惑就这样一层层地被推向了极致，弥漫于词中。
下片着重描写游子漂泊中孤清之怀。首二句述其寒夜读书的情景。宋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句似为词人所本，不过词中所写当为作者生活实情的描述。其中“灯”的意象是耐人寻味的。它照明的不仅是羁旅中的孤舍，实际上更有主人公那颗孤寂的心。在漫漫旅途上，也只有“书”能给他以慰藉，让他得以超脱那难忍的孤独和愁苦。有了这“一檠灯”，整个凄寒的词境也顿然增添了几分暖意。檠，灯架，烛台，这里用作量词。同时，这灯下夜读的情节也向人们展示了主人公清高雅逸的襟怀，下旬中的“窗外几竿君子竹”即是这种襟怀的象征。“凄清”一词很准确地道出了竹子那身处孤寒之境却不失清雅风韵的品质。古人称松、竹、梅、兰为君子四友，故而作者在这里直接称竹为“君子竹”，词人在此直道“君子竹”，其深意便在于表达对不为时困而凛然有节的古君子之风的仰慕与追求。煞尾处“时作西风散雨声”又从听觉感受上来写竹：西风飒飒，竹叶簌簌，好似风吹雨散一般。显然，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君子竹”那潇洒无畏的风神，传达出的是词人不惧孤寒不夺雅志的精神。竹声“时作”，余音不绝，语虽尽而意未穷。
与唐宋词中某些抒写羁旅情怀之作的明显区别是，词人没有陷于孤独悲戚的情感中而不能自拔，上片言漂泊之苦，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但这只是一个铺垫，至下片则一“灯”擎而愁云散，述读书以明志，赋翠竹以寄情，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可谓“哀而不伤”者也，正如王鹏运评刘秉忠词所云:“雄廓而不失之伧楚”（《藏春乐府跋》）。
中年畏病不举酒，孤负东来数百觞。
唤客煎茶山店远，看人秧稻午风凉。
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
一百八盘携手上，玉今犹梦绕羊肠。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
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半年眉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
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
冬月，山之叟担一牡丹，高可隐人，枝柯鄂韡!，蕊丛丛以百数。主人异目视之，为损重赀。虑他处无足当是花者，庭之正中，旧有数本，移其位让焉。幂锦张烛，客来指以自负。亡何花开，薄如蝉翼，较前大不如。怒而移之山，再移之墙，立枯死。主人惭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归其原，数日亦死。
客过而尤之曰：“子不见夫善相花者乎？宜山者山，宜庭者庭。迁而移之，在冬非春。故人与花常两全也。子既貌取以为良，一不当，暴摧折之，移其非时，花之怨以死也诚宜。夫天下之荆棘藜刺，下牡丹百倍者，子不能尽怒而迁之也。牡丹之来也，未尝自言曰：‘宜重吾价，宜置吾庭，宜黜汝旧，以让吾新。’一月之间，忽予忽夺，皆子一人之为。不自怒而怒花，过矣！庭之故花未必果奇，子之仍复其处，以其犹奇于新也。当其时，新者虽来，旧者不让，较其开孰胜而后移焉，则俱不死；就移焉，而不急复故花之位，则其一死，其一不死。子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无常，花之性命尽矣！然则子之病，病乎其己尊而物贱也，性果而识暗也，自恃而不谋诸人也。他日子之庭，其无花哉！”
主人不能答，请具砚削牍，记之以自警焉。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刘秉忠（1216年－1274年），初名刘侃，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大蒙古国至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刘秉忠出身世宦之家，自幼聪颖，十三岁时入都元帅府为质子，十七岁为邢台节度府令史。之后一度弃官隐居，拜虚照禅师为师。后入大蒙古国忽必烈幕府，以布衣身份参预军政要务，被称为“聪书记”。至元元年（1264年），升任光禄大夫、太保，领中书省政事。至元八年（1271年），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逝世，年五十九。累赠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常山王，谥号“文正”，为元代汉人位封三公的唯一一人。
刘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活跃于蒙元初期政坛，对元代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刘秉忠兼擅诗文词曲，潇散闲澹，与其为人相类。有《藏春集》《平沙玉尺经》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