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大清早我走进这古老寺院,旭日初升映照着山上树林。
竹林掩映小路通向幽深处,禅房前后花木繁茂又缤纷。
山光明媚使飞鸟更加欢悦,潭水清澈也令人爽神净心。
此时此刻万物都沉默静寂,只留下了敲钟击磬的声音。
这首诗题咏的是佛寺禅院,抒发的是作者忘却世俗、寄情山水的隐逸胸怀。诗人在清晨登破山,入兴福寺,旭日初升,光照山上树林。佛家称僧徒聚集的处所为“丛林”,所以“高林”兼有称颂禅院之意,在光照山林的景象中显露着礼赞佛宇之情。然后,诗人穿过寺中竹丛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这样幽静美妙的环境,使诗人惊叹,陶醉,忘情地欣赏起来。他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欢唱;走到清清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的身影在水中湛然空明,心中的尘世杂念顿时涤除。佛门即空门。佛家说,出家人禅定之后,“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维摩经·方便品》),精神上极为纯净怡悦。此刻此景此情,诗人仿佛领悟到了空门禅悦的奥妙,摆脱尘世一切烦恼,像鸟儿那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似是大自然和人世间的所有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钟磬之音,这悠扬而宏亮的佛音引导人们进入纯净怡悦的境界。显然,诗人欣赏这禅院幽美绝世的居处,领略这空门忘情尘俗的意境,寄托自己遁世无门的情怀。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但笔调有似古体,语言朴素,格律变通。它首联用流水对,而次联不对仗,是出于构思造诣的需要。这首诗从唐代起就备受赞赏,主要由于它构思造意的优美,很有兴味。诗以题咏禅院而抒发隐逸情趣,从晨游山寺起而以赞美超脱作结,朴实地写景抒情,而意在言外。这种委婉含蓄的构思,恰如唐代殷璠评常建诗歌艺术特点所说:“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河岳英灵集》)精辟地指出常建诗的特点在于构思巧妙,善于引导读者在平易中入其胜境,然后体会诗的旨趣,而不以描摹和辞藻惊人。因此,诗中佳句,往往好像突然出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惊叹。而其佳句,也如诗的构思一样,工于造意,妙在言外。宋代欧阳修十分喜爱“竹径”两句,说“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后来他在青州一处山斋宿息,亲身体验到“竹径”两句所写的意境情趣,更想写出那样的诗句,却仍然“莫获一言”(见《题青州山斋》)。欧阳修的体会,生动说明了“竹径”两句的好处,不在描摹景物精美,令人如临其境,而在于能够唤起身经其境者的亲切回味,故云难在造意。同样,被殷璠誉为“警策”的“山光”两句,不仅造语警拔,寓意更为深长,旨在发人深思。正由于诗人着力于构思和造意,因此造语不求形似,而多含比兴,重在达意,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盛唐山水诗大多歌咏隐逸情趣,都有一种优闲适意的情调,但各有独特风格和成就。常建这首诗是在优游中写会悟,具有盛唐山水诗的共通情调,但风格闲雅清警,艺术上与王维的高妙、孟浩然的平淡都不类同,确属独具一格。
破山在今江苏常熟,寺指兴福寺,始建于南朝,到唐代已属古寺。常建一生仕途不得意,常游览名山胜景以自娱。此诗是诗人游览破山寺后禅院时所作,具体创作时间未得确证。

双燕归飞绕画堂。似留恋虹梁。清风明月好时光。更何况、绮筵张。
云衫侍女,频倾寿酒,加意动笙簧。人人心在玉炉香。庆佳会、祝延长。
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
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
清香随风发,落日好鸟归。
愿为东南枝,低举拂罗衣。
无由共攀折,引领望金扉。
自予归江宁,爱其山川奇胜,间尝与客登石头,历钟阜,泛舟于后湖,南极芙蓉、天阙诸峰,而北攀燕子矶,以俯观江流之猛壮。以为江宁奇胜,尽于是矣。或有邀予登览者,辄厌倦,思舍是而他游。
而四望有扫叶楼,去吾家不一里,乃未始一至焉。辛酉秋,金坛王中子访予于家,语及,因相携以往。是楼起于岑山之巅,土石秀洁,而旁多大树,山风西来,落木齐下,堆黄叠青,艳若绮绣。及其上登,则近接城市,远挹江岛,烟村云舍,沙鸟风帆,幽旷瑰奇,毕呈于几席。虽乡之所谓奇胜,何以加此?
凡人之情,骛远而遗近。盖远则其至必难,视之先重,虽无得而不暇知矣;近则其至必易,视之先轻,虽有得而亦不暇知矣。予之见,每自谓差远流俗,顾不知奇境即在半里外,至厌倦思欲远游,则其生平行事之类乎是者,可胜计哉!虽然,得王君而予不终误矣,此古人之所以贵益友与。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