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能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之曰：“寡人获先人之功，寄于众贤之上，夙兴夜寐，未尝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将以辅治寡人，诚窃嘉之。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欲闻流议者，三年于兹矣。今先生进无以辅治，退不扬主誉，窃不为先生取之也。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听焉。”先生曰：“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者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矣？”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先生试言，寡人将听焉。”先生对曰：“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飞廉、恶来革等。二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雕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虚。放戮贤臣，亲近谗夫。《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呴呴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将俨然作矜庄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深山之间，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齐避周，饿于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戄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先生曰：“接舆避世，箕子被发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燕之间，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故伊尹蒙耽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谊，襃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壹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即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逄、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曰：“嗟乎！余国之不亡也，绵绵连连，殆哉世之不绝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亲节俭，减后宫之费，捐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与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余。囹圄空虚，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
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非有先生任职于吴王幕下，上朝时不引用前朝的故事，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退朝后又不颂扬君王，称赞他的治理国家功德。这样已经默默无言三年了。吴王因此感到奇怪而问他，说：“我继承了祖先的功业，暂时来说，地位高于众贤。我起早睡迟，从来没有懒散过，现在您怀抱大志，毅然从远方来到吴地，就是为了帮助我治理国家。我私下是十分赞许这个举动，同时我睡不安宁，饭食无味，不敢贪想美色，不敢听音乐，排除杂念，一心一意，想听到您的高见，为此我已经等了三年了。现在你在朝上没有发挥辅助治政的作用，朝下又不能颂扬君王的声誉，私下觉得您的这种行为不可取。具备才能而不显示，这是不忠，显示而不被应用，那是君主不贤明。想来恐怕要怪我不贤明了。”非有先生匍匐在地上，只是随声而应。
吴王说：“可以谈谈，我将怀着敬意来听。”先生说：“啊，那行吗？行吗？谈何容易。那议论有看着不顺，听着刺耳，心中以为谬误，然实际上对自身有便利的，也有的看着高兴，听着顺耳，合乎心意，但往往对行为有毁伤，所以不是有贤明的君王，有谁能听出其正谬？”吴王说：“怎么会这样呢？《论语·雍也》说：‘中品以上的人，就可以与他谈论高深的道理。’您不妨试着谈谈，我将听听。”先生说：“从前关龙逄的谏言切中夏王桀的要害，王叔比干对殷王纣直言不讳。这两个人，想的完全是如何尽忠，忧虑着君王的德泽不流布下方，而造成百姓骚动，所以直截了当地谈君王的过失，恳切的指出君王的错误，拿这一点想增添君王的荣誉，除去君王身边的祸害。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反而认为那是诽谤君王的言行，没有尽到做臣子的礼节。终于有许多人遭到迫害，遭到枉加的罪名，这种羞辱还牵累到祖先，被天下人讥笑。所以说谈何容易！因此，能辅助国政的大臣们都被分离，而阿谀奉承之辈则全被提拔，便有蜚廉、恶来革之流的人。蜚廉、恶来草二人都是狡诈虚伪，凭花言巧语能言善辩追求提升，私下靠送雕刻的金玉器物以表达其心意。而君王只是注重让听的看的适合自己的心愿，以无原则地附和作为处事的准则。不以过去的事物为戒，那么最终会落到自身被杀，王朝崩溃，国家沦为废墟，贤臣遭放逐杀戮。《诗经》上不是这样说么，‘小人是不讲原则，以谗言制造周边地区的矛盾’，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卑躬屈膝，面带笑容，说话婉转而巧妙，和言悦色，那终究对君王的治国没什么帮助，凡有志之士，有仁义之心的人都不忍心这样做，而是将很郑重地表现出一种端庄严肃的形象，坦率地进谏一些重大的本质问题，对皇上来说纠正君王的过错，对下而言要除去有害于百姓的东西。这样作就会违逆昏邪之主的心意，触犯末世时代的法网。所以那些希望保命的人，没有谁肯向前行一步，于是就隐居在深山中，筑土墙作为居室，编蓬草作门，在其中弹琴，并咏诵前朝的歌谣，这样也可以感到十分快乐而忘却死之将至。所以伯夷、叔齐为了避开周。宁可饿死于首阳山下，后代赞扬他们仁义。就是像这样，昏君的行为当然足以让人感到惊惧，所以说，谈何容易！”
这时吴王感受到触动，脸色也出现变化，撤掉垫座的席子和小几，端端正正地坐着听。先生接着说：“接舆隐居不仕，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癫狂，这二人，都是为了逃避污浊的社会而保全自身。假如让他们遇贤明的君王，得到一个清静安逸的环境，在一种宽松平和的气氛中，那就会下定决心，专心致志，竭尽诚意，为国家出谋划策，估量得失，对上来说，可以使君王安定，对下而言，可以安抚百姓，那样五帝三王时期的好风尚习俗，将可以出现了。所以伊尹当蒙受耻辱时，靠厨艺，调和五味取得汤的重用，姜太公在渭水的南岸垂钓，以此而见到周文王。君臣心意相通，所谋划的事没有不成功的，所献的计策没有不听从的，真正是遇上了明君。深谋远虑，引用道义纠正君王自身过失，普施恩泽一直到黎民百姓，做事依仁义的原则而行，褒扬有德行者，任用贤明而有能力的人，诛杀有恶行、作乱的人，统领边远的地域，统一治理天下的纲纪法式，使一国的风尚习俗完善起来，这是一条帝王昌盛的道路。在上不改变上天的天性，在下不破坏人与人之间应遵守的行为准则，那样天地间阴阳调和，远方的人就会归附过来，因此被称做圣王。臣子的职位任命完毕，接着就划分区域。确定封地，设定公侯等爵位，可以把封地传给子孙，让声名流芳于后代，于是百姓一直至今仍称颂他们，因为他俩遇上了汤和文王。姜太公、伊尹的遭遇是这样，而龙逄、比干的经历偏偏是那样，那不是很悲哀的吗？所以说，谈何容易！”
这时吴王默然不语，低着头沉思，突然又仰起脸，泪水一直往下淌，说：“啊，我这个诸侯国能够不亡，能微弱地延续下来，真是很危险啊，后嗣不至于被灭绝了。”于是就整治例行的朝见，着手治理政务，整顿君臣的秩位，提拔贤明而有能力的人，普施恩泽，施行仁义，赏赐有功人员，亲自实行节俭，省减后官的费用，放弃使用车马，抛弃靡靡的乐声，疏远阿谀奉承的小人，减少宴饮的费用，除去奢侈和浪费，不建筑高大的宫殿，毁弃皇家的苑圃。填平苑中的池塘和河流，把它们分给贫困没有产业的人。同时打开库内的贮藏，赈济贫苦的人，慰问年老的，周济孤儿和老而无子的人，减轻赋税和刑罚。这样实行三年，四海之内皆太平，全国秩序安定，阴阳协调，万物都获得了应处的良好环境，国家没有灾害出现，人民也没有饥饿的形象，家家富足，人人饱暖，积蓄有余，监狱空荡无人。有凤凰栖集于此，有麒麟出现在郊野，天降甘露，朱草萌芽，远方的不同风俗地区的人，都向往我风俗，仰慕我德义，各自以不同的职务身份前来朝贺。
所以说，关系着一国安定或是混乱的道理，是生存还是灭亡，就是这样很容易看到，只是作为君主的没有谁肯做，我私下以为那是君主的过失。所以《诗经》上说“周王朝能够生存，就依赖周王朝的支柱，而有这么多的贤士，文王就凭此而安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此赋假托非有先生在吴国作官，三年“默默无言”，吴王问他，于是引出非有先生的一大篇议论。非有先生借历史上直言遇害的故事，阐述君臣遇合之难，也委婉地启发吴王，促使他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吴王接受了非有先生的意见，采取了许多项兴利除弊的举措，三年后终于“海内晏然，天下大治。”赋中，吴王倾听非有先生的谈话过程中态度多次转变，开始是“寡人竦意而听焉”；当非有先生列举大量史实，反复陈述利害关系后则“慢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由“竦意而听”到“危坐而听”，说明吴王已初步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非有先生又进一步陈述问题关乎到国运王祚，“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由“危坐而听”到“泣下交颐”，说明吴王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从表示愿意听到“惧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最终“仰而泣下交颐”，说明非有先生陈述的问题确实关乎国运王祚的同时衬托出了非有先生雄辩滔滔的丰采。
全赋采取层层比较，步步深入的说理方法，辞气沛然，声情并茂，感染力强，迭宕有致，增强了说理文难得的感染力。而在用词上，一连串的几个“谈何容易”乃传神之笔，意味深长地引发出了作者的感慨万端，反映了作者直言切谏，终不见用的压抑与愤懑，表现出虽“避世于朝廷间”，然对政治终难忘怀的用世思想。
作者于汉武帝时入宫为常侍郎，以诙谐滑稽取乐武帝，以之为对专制帝王讽谏的手段，且赖以容身避害。由于汉武帝把他当作俳优，不予重用，他便作《答客难》和此赋来发泄牢骚。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
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
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
寒地生材遗校易，贫家养女嫁常迟。
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
距彭泽东十里，有仙邃源奥处，号曰富阳，文士李中白隐焉。五年冬别中白，岁且翅，再自淝陵之江左，因访于是。至其门，骖不暇绁，而目爽神王，恍恍然迨若入于异境矣。诉别苦外，不复游一词。且乐其得也，木秀于芝，泉甘于饴。霁峰倚空，如碧毫扫粉障，色正鲜温。鸣溪潀潀，源内橐龠，鞲出琉璃液。石有怪者，骁然闯然，若将为人者。禽有异者，嘐嘐然若将天驯耶。每空斋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韵。其正声雅音，笙师之吹竿，邠人之鼓龠，不能过也。况延白云为升堂之侣，结清风为入室之宾，其为趣则生而未睹矣。中白所尚皆古，以时不合已，故隐是境，将至老。呜呼！世有用君子之道隐者乎？有则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馀与中白有俱隐湘衡之志，中白以时不合己，果偿本心。馀以寻求计吏，不谐夙念，今至是境。语及名利，则芒刺在背矣。夫宾之来也，不逾于邑，（谓彭泽县）邑距是十里，至是者不为易矣。其延之，旦不晡乎，晡不夕乎，则俟宾之所，果不可低庳。于是钜其寝，西向百步，则筑宾亭焉。两其室而一其厦，且曰：宾将病暑，吾则敞其檐。宾将病塞，吾则奥其牖。自竟是功，则鲜薧之馈，罍樽之费，纵倍于前矣。其功始于咸通二年秋八月。后五年五月，中白馆馀于是。且祷其记而名之者，累月让不获。因曰：“古者有高隐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以其德业号而称之，元德、元晏是也。夫学高行远谓之通，志深道大谓之元，男子通称谓之子，谓请以‘通元子’为其号，请以‘栖宾’马为亭名。”噫！知我者不谓我为佞友矣。五年五月朔日记。
三杰当日，俱曾此地，殷勤纳谏论兴废。见遗基，怎不伤悲！山河犹带英雄气，试上最高处闲坐地。东，也在图画里；西，也在图画里。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虽然」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过度」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凭借」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才」成。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多次」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尤其」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素常」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论述」甚详明。
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通“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通“樽”」，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大」柱，傍行「延伸」八道，施「设置」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枢纽」机巧制，皆「都」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凭借」此觉知。虽「虽然」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都」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时「当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表达」寄「寄托」情志。
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暗中」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迫恨之。
论日：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欤！推其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故知思引渊微，人之上术。《记》日：“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量斯思也，岂夫艺而已哉?何德之损乎！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复姓东方，名朔，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德州陵城区神头镇）人，西汉时期文学家、辞赋家。
东方朔博学广识，能言善辩，善于以诙谐的语言和方式，陈说国政大事，甚得汉武帝赏识。其事迹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武帝时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生性诙谐，言辞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能时时察言观色，直言切谏。曾反对武帝起造上林苑，又曾上书言治乱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武帝只以俳优视之，政治上不得信任，故作散文赋《答客难》以发泄牢骚。
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名篇。诙谐风趣，义理精辟，言辞才辩，独树一帜，文采风格，卓然一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滑稽之雄”。亦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文。明朝张溥汇为《东方太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