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于这件事的。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有关当局请求,就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意气豪放、志得意满的人,他们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人,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光荣显耀,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作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这时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喊叫着追赶他。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着中丞的名字骂他,谈笑着死去了。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脸色一点也没改变。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木匣装起来,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中国之大,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长先生。
按照“墓志”文的格局,首先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作者却另辟蹊径,只用“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一个判断句开头,就“五人”为什么而死作出判断,说明“五人”是当周顺昌“被逮”的时候“激于义而死”的,这里已包含着对“五人”的颂扬。按照作者在篇末点明的主题思想的逻辑,“激于义而死”,“死”的意义就“大”;如此而死,虽“匹夫”也“有重于社稷”。作者接下来由“死”写“葬”,由“葬”写“立石”,给读者留下悬念。写“葬”,写“立石”,用的是叙述句,但并非单纯叙事,而是寓褒于叙。不是由不肖之徒,而是由“贤士大夫”们“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这正是对“五人”的褒扬。所以紧接着,即用“呜呼,亦盛矣哉”这个充满激情的赞颂句收束上文,反跌下文,完成了第一段。虽然只是从正面褒“五人”,但其中已暗含了许多与“五人”相对比的因素,为下文的层层对比留下了伏笔。
第二段就“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与“五人”的死而立碑“以旌其所为”相对比,实际上已揭示出“疾病而死”与“激于义而死”的不同意义。但作者却引而不发,暂时不作这样的结论,而用“何也”一问,使本来已经波澜起伏的文势涌现出轩然大波。如前所说,在一开头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之后,原可以就势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但作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写“墓而葬”,写立碑“以旌其所为”,写在“五人”死后的“十有一月”中无数“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死于疾病,从而在两相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凡人皆有死,但一则受到贤者的旌表,死而不朽,一则与草木同腐,“湮没不足道”。在这尖锐的一问使文势振起之后,才作为对这一问的回答,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文情曲折,文势跌宕。这一切,都是为更有力地歌颂“五人”之死蓄势。
三、四两段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和全文开头处的“当蓼洲周公之被逮”相照应,第三段从“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写起。当时以大中丞的官衔做江苏巡抚的毛一鹭是魏忠贤的爪牙,“吴之民”本来就痛恨他;而“周公之被逮”,又正是这个阉党爪牙指使的,所以“吴之民”就更加痛恨他。寥寥数语,表明“周公”与阉党形同冰炭,互不相容。既然“吴之民”痛恨阉党而同情受阉党迫害的“周公”,那么因阉党逮捕“周公”而激起的这场“民变”的正义性,也就不容歪曲了。正面写市民暴动只有四个字:“噪而相逐”。但由于明确地写出“逐”的对象是“魏之私人”,因而虽然只用了四个字,却已经把反阉党斗争的伟大意义表现出来了。“吴之民”与“五人”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不单写“五人”,而写包括“五人”在内的“吴之民”“噪而相逐”,这就十分有力地表现出民心所向,正义所在,从而十分有力地反衬出阉党以“吴民之乱”的罪名“按诛五人”的卑鄙无耻,倒行逆施。在前面,只提“五人”,连“五人”的姓名也没有说。直等到写了“五人”被阉党作为“吴民之乱”的首领被杀害的时候,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大书而特书,并用“即今之倮然在墓者也”一句,与首段的“墓而葬”拍合。其表扬之意,溢于言外。接着又用一小段文字描写了“五人”受刑之时“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的英雄气概和“贤士大夫”买其头颅而函之的义举,然后又回顾首段的“墓而葬”,解释说:“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很明显,这里既歌颂了“五人”,又肯定了“贤士大夫”。而对于“贤士大夫”的肯定,也正是对“五人”的歌颂。
五、六两段则着重写“五人”之死所发生的积极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阉党把“乱”的罪名加于“吴民”,作者针锋相对,把“乱”的罪名还给阉党,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嗟乎”开头,以“能有几人欤”煞尾,表现了作者压抑不住的愤慨之情。用“而”字一转,转而歌颂“五人”,阐发“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缙绅”都是“读诗书”、“明大义”的,却依附阉党,危害国家“,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作者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认为素闻诗书之训的“缙绅”应该比“素不闻诗书之训”的“匹夫”高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而发出了“亦曷故哉”的疑问。这个疑问,他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但他敢于承认这个事实,仍然是值得称道的。他不但承认这个事实,而且以“缙绅”助纣为虐、祸国殃民为反衬,揭示了以“五人”为首的市民暴动在打击阉党的嚣张气焰、使之终归覆灭这一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第六段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若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假使“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死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以接下去就明白地告诉读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文章通过记叙五人之墓建立的缘起、五人的功绩、为五人请求建墓立碑之人,热情洋溢地表彰了苏州市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五位市民英雄形象,他们不畏强暴、伸张正义,具有“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品质。作者在文中倡导了一种匹夫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心的价值观。这篇文章艺术上的精彩之处是运用夹叙夹议之法,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既描写事件的经过,又穿插了作者的爱憎态度。就全篇来说,前半篇重在记叙,后半篇重于议论,而这两篇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借事发挥、明道正义,褒贬分明,语语从肺腑流出,感慨淋漓,激昂尽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他们网罗党羽,排斥异己,欺压人民,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局面。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统治者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作者于崇祯元年(1628年)写下这篇文章。
知制诰时作
百叶双桃晚更红,窥窗映竹见玲珑。
应知侍史归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
乐安任子咸,有韬世之量,与余少而欢焉。虽兄弟之爱,无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终,良友既没,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丧父母,适人而所天又殒,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艰,而荼毒之极哀也。昔阮瑀既殁,魏文悼之,并命知旧作寡妇之赋。余遂拟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其辞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难之匪忱。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忉怛以摧心。览寒泉之遗叹兮,咏蓼莪之余音。情长戚以永慕兮,思弥远而逾深。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嫔于高族。承庆云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顾葛藟之蔓延兮,托微茎于樛木。惧身轻而施重兮,若履冰而临谷。遵义方之明训兮,宪女史之典戒。奉蒸尝以效顺兮,供洒扫以弥载。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痗。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祸之未悔。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
静阖门以穷居兮,块茕独而靡依。易锦茵以苫席兮,代罗帱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览巾箑以舒悲。口呜咽以失声兮,泪横迸而沾衣。愁烦冤其谁告兮,提孤孩于坐侧。时暧暧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雀群飞而赴楹兮,鸡登栖而敛翼。归空馆而自怜兮,抚衾裯以叹息。思缠绵以瞀乱兮,心摧伤以怆恻。曜灵晔而遄迈兮,四节运而推移。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叶而陨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灵衣之披披。退幽悲于堂隅兮,进独拜于床垂。耳倾想于畴昔兮,目仿佛乎平素。虽冥冥而罔觌兮,犹依依以凭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将迁神而安厝。
龙輀俨其星驾兮,飞旐翩以启路。轮按轨以徐进兮,马悲鸣而跼顾。潜灵邈其不反兮,殷忧结而靡诉。睎形影于几筵兮,驰精爽于丘墓。
自仲秋而在疚兮,逾履霜以践冰。雪霏霏而骤落兮,风浏浏而夙兴。霤泠泠以夜下兮,水溓溓以微凝。意忽怳以迁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庶浸远而哀降兮,情恻恻而弥甚。愿假梦以通灵兮,目炯炯而不寝。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凛凛。气愤薄而乘胸兮,涕交横而流枕。亡魂逝而永远兮,时岁忽其遒尽。容貌儡以顿悴兮,左右凄其相慜。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鞠稚子于怀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独指景而心誓兮,虽形存而志陨。
重曰:仰皇穹兮叹息,私自怜兮何极!省微身兮孤弱,顾稚子兮未识。如涉川兮无梁,若陵虚兮失翼。上瞻兮遗象,下临兮泉壤。窈冥兮潜翳,心存兮目想。奉虚坐兮肃清,愬空宇兮旷朗。廓孤立兮顾影,块独言兮听响。顾影兮伤摧,听响兮增哀。遥逝兮逾远,缅邈兮长乖。四节流兮忽代序,岁云暮兮日西颓。霜被庭兮风入室,夜既分兮星汉回。梦良人兮来游,若阊阖兮洞开。怛惊悟兮无闻,超惝恍兮恸怀。恸怀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墓门兮肃肃,修垄兮峨峨。孤鸟嘤兮悲鸣,长松萋兮振柯。哀郁结兮交集,泪横流兮滂沱;蹈恭姜兮明誓,咏柏舟兮清歌。终归骨兮山足,存凭托兮余华。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
粉蕊丹青描不得,金针线线功难敌。谁傍暗香轻采摘?风淅淅,船头触散双鸂鶒。
夜雨染成天水碧,朝阳借出胭脂色。欲落又开人共惜。秋气逼,盘中已见新荷的。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忆昔从戎出渭滨,壶浆马首泣遗民。
夜栖高冢占星象,昼上巢车望虏尘。
共道功名方迫逐,岂知老病只逡巡。
灯前抚卷空流涕,何限人间失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