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浊，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
微之微之！知我心哉！乐天再拜。
月日，白居易，微之足下：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你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诗来，你还不辞辛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你的诗，又理解了你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一封信，送到足下面前。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
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你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像和你会面谈心一样。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你还在面前，竟忘记了你是在遥远的通州。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真是太久远了。三才都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就拿六经来说，《诗经》又是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
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分。韵律协调言语就通顺，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穿着隐密细微的事物。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这样的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汭这样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人可以作为戒鉴。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这时候，六义就缺欠了。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大唐已经兴盛两百年了，其间的诗人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人把他们并称称为“李杜”。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普通人没办法与之相比！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多首。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马上恢复起来。唉！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甚至于嘴和舌头都生疮，手和肘都磨成茧。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你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你的情况了，而你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行赞扬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娶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施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象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难到死。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自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又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足生活，保养元气，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的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的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全部送给你。
微之，古人说：“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时机不来，就是深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地，引身而退。仕进退隐，往何处而不怡然自乐呢？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行为是在只顾自我修养。我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自我修养的思想。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其余的杂律诗，有的是为一时一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一笑一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生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用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现在选编之时，本能删去。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这些诗文，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行，除去才气超拨，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手法表达讽谕的意义。他的五言诗又高超雅正，安详适静，是自成一家的体制。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珍重他的作品。现在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至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文词迂缓。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象足下这样的人出现，而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自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大都由于诗呵！
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互相轮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诗的声音一直不断。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为什么呢？心灵劳苦，声气耗费，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与志趣相同的人结伴，而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橛的仙山，那种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那不是仙又是什么？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你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人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你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十八的古乐府，李二十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的律诗，窦七、元八的绝句，广泛地搜集，精心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白往还诗集》。诸位君子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高兴的，把这看做一件大事。唉！计划没有实现，你就被降职调离，不几个月我也接着被贬官了。性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又要为这件事叹息了。
我曾经跟你说，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为自己的好，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好坏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评价而不加宽容，进行讨论删削，这样以后繁简恰当不恰当才能处理合适。况且我与足下，写文章特别怕繁多，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呢？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人都拿出自己编辑过的东西，以完成过去的心愿。但是，又不知何年能相遇，何地能相见，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
浔阳腊月，江风吹来，感到凄苦寒冷。岁末很少欢趣，长夜无眠。拿来笔铺下纸，寂静地坐在灯前，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语无伦次，请不要厌烦我的繁杂，暂且用以代替一夕之话吧。微之微之，知我心吗？乐天再拜。
白居易作文和他写诗一样，思想感情袒露无遗，语言务求通俗浅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篇文章是在吸取前代和同时代作家所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的纲领，总结他创作政治讽谕诗的经验，观点鲜明，文字生动流畅，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篇散文在简要地叙述他写作这封信的目的之后，以大量篇幅，列举文学史上大量作家和作品，用十分简洁的语句，叙述历代诗歌发展变化的概况，阐明《诗经》以来反映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他从“六义”着眼，强调“风、雅、比、兴”是“六义”的精髓，并从“六义”的兴起、削弱，以至逐渐衰微、消失，评价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还不能概括从上古到中古诗歌发展的全貌，但基本上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他还提出诗歌的内容必须做到“根情”、“实义”，就是说诗歌所体现的感情和意义，正像植物的根和果实一样；而形式上的“苗言”、“华声”，是指诗歌的语言和声韵只是苗和花。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即内容是诗歌的根本，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只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才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按照这个观点，他在《诗经》之后，特别推崇杜甫的作品。肯定《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名句，而对六朝以来出现的脱离现实、绮靡颓废的文风，“嘲风雪，弄花草”的形式主义作品加以批判和否定，态度明确，褒贬基本得当，为他提倡的新乐府运动揭示有力的理论根据。
白居易从自己的勤学苦读，谈到仕宦之后潜心诗歌创作，以及作品的巨大影响，在总结创作经验时，着重谈到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得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结论。他谈到自己“苦学力文”的过程，说从二十岁以后，“昼课赋，夜渎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描写具体生动，读后令人感动。他还谈到，在创作《贺雨》《哭孔戡》《秦中吟》等诗篇时，由于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贯彻自己提出的创作主张，却被达官贵人切齿痛恨，但他毫无反悔之意：“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相反，他对自己的诗文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欢迎，感到由衷的高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减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诗歌无论是在当时或是后世，影响是很大的，正是由于他用诗歌作武器，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现实生活，具有进步意义。他特地把自己诗歌创作中有关“美刺兴比”的篇章，编为《新乐府》一百五十首，称为“讽谕诗”，体现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成果。
白居易以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教为准则，说明他写“讽谕诗”是表达“兼济之志”，其目的还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写“闲适诗”是表现“独善之义”，特别是贬谪江州之后，他在政治思想上由积极转入消极，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所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人生观，正是反映他思想上的矛盾，也正是这种思想矛盾，使他的晚年创作走上消极颓放的道路。此外，本文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对陶渊明、李白等的诗歌创作的批评也有不当之处，这也是必须加以指出的。
这封书信写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当时四十四岁的白居易正在江州司马任上。从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后，经过十多年的宦海风波，被贬到江州当一名有职无权的司马，经历了他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内心充满愤慨和忧伤，思想上也不免矛盾和彷徨，这时收到时任通州司马的好友元稹寄来的《叙诗寄乐天书》，乃思前想后，有感而发，在寒冬腊月的偏僻小城里，写下这封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的长信。
花谢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阴。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便因甚、翠弱红衰，缠绵香体，都不胜任。算神仙、五色灵丹无验，中路委瓶簪。
人悄悄，夜沈沈。闭香闺、永弃鸳衾。想娇魂媚魄非远，纵洪都方士也难寻。最苦是、好景良天，尊前歌笑，空想遗音。望断处，杳杳巫峰十二，千古暮云深。
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
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
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天高气肃。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宫都足。不辞散落人间去，怕群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唤回春意，几曾幽独。
是天上、余香剩馥。怪一树香风，十里相续。坐对花旁，但见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况东篱、凄凉黄菊。入时太浅，背时太远，爱寻高躅。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
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昔之务为容悦，谀顺曲从，致使实祸蔽塞，主不上闻焉，无足言矣。过为计者，则又曰：“君子危明主，忧治世。夫世则治矣，以不治忧之；主则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使之反求眩瞀，失趋舍矣乎？非通论也。
臣受国恩厚矣，请执有犯无隐之义。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不容悦，不过计，披肝胆为陛下言之。
汉贾谊陈政事于文帝曰：“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夫文帝，汉贤君也，贾谊非苛责备也。文帝性仁类柔，慈恕恭俭，虽有近民之美；优游退逊，尚多怠废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概以安且治当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概以致安治颂之，谀也。
陛下自视于汉文帝何如？陛下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下之如汉宣帝之励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无敌，宪宗之志平僭乱，宋仁宗之仁恕，举一节可取者，陛下优为之。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举其略：如箴敬一以养心，定冠履以辨分，除圣贤土木之像，夺宦官内外之权，元世祖毁不与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为仰之。识者谓辅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虚语也，高汉文帝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顺之性，节用爱人，吕祖谦称其不尽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时天下虽未可尽以治安予之，而贯朽粟陈，民少康阜，三代后称贤君焉。
陛下则锐情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迩者严嵩罢黜，世蕃极刑，差快人意，一时称清时焉。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谓愚。《诗》云：“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今曰所赖以弼棐匡救，格非而归之正，诸臣责也。岂以圣人而绝无过举哉？古昔设官，亮采惠畴足矣，不必责之以谏。保氏掌谏王恶，不必设也。木绳金砺，圣贤不必言之也。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建兴宫室，工部极力经营；取香觅宝，户部差求四出。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风，陈善闭邪之义，邈无闻矣，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以从陛下；昧没本心，以歌颂陛下，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责，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顾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败、脏败、不事事败，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为贱薄臣工。诸臣正心之学微，所言或不免己私，或失详审，诚如胡寅挠乱政事之说，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为是已拒谏。执陛下一二事不当之形迹，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陛下误终不复，诸臣欺君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今日之谓也。
为身家心与惧心合，臣职不明，臣一二事形迹说，既为诸臣解之矣。求长生心与惑心合，有辞于臣，君道不正，臣请再为陛下开之。
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止说修身立命，止说顺受其正。盖天地赋予于人而为性命者，此尽之矣。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终。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访其术者。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至谓天赐仙桃药丸，怪妄尤甚。昔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因则其文以画八卦；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畴。《河图》《洛书》，实有此瑞物，泄此万古不传之秘。天不爱道而显之圣人，藉圣人以开示天下，犹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历数成焉，非虚妄事也。宋真宗获天书于乾祐山，孙奭进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言采而得，药人工捣合以成者也。无因而至，桃药有足行耶？天赐之者，有手执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无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悬思妄念，区区桃药导之长生，理之所无，而玄修之无益可知矣。
陛下又将谓悬刑赏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玄修无害矣乎？夫人幼而学，无致君泽民异事之学；壮而行，亦无致君泽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言顺者之未必为道也。即近事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贪窃，今为逆本。梁材守官守道，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虽近日严嵩抄没，百官有惕心焉，无用于积贿求迁，稍自洗涤。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严嵩未相之先而已。诸臣为严嵩之顺，不为梁材之执。今甚者贪求，未甚者挨日，见称于人者，亦廊庙山林，交战热中，鹘突依违，苟举故事。洁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灵长终必赖之者，未见其人焉。得非有所牵掣其心，未能纯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诸臣惟予行而莫逆也，而责之效忠，付之以翼为明听也，又欲其顺吾玄修土木之误，是股肱耳目不为腹心卫也，而自为视听持行之用。有臣如仪、衍焉，可以成“得志与民由之”之业，无是理也。
陛下诚知玄修无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视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其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与皋、夔、伊、傅相后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内之宦官宫妾，外之光禄寺厨役、锦衣卫恩荫、诸衙门带俸，举凡无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内仓内库，下之户、工部，光禄寺诸厂，藏段绢、粮料、珠宝、器用、木材诸物，多而积于无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节省间而已。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
官有职掌，先年职守之正、职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职守之废、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敦本行以端士习，止上纳以清仕途，久任吏将以责成功，练选军士以免召募，驱缁黄游食使归四民，责府州县兼举富教，使成礼俗，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一振作而百废具举，百弊铲绝，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复兴矣，而陛下何不为之？
节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劳于陛下也。九卿总其纲，百职分其绪，抚按科道纠率肃清于其间，陛下持大纲、稽治要而责成焉。劳于求贤，逸于任用，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六气各得其序，恭已无为之道也。天地万物为一体，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熏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乐矣。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道与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寿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理之所无者也。理所无而切切然散爵禄、竦精神，玄修求之，悬思凿想，系风捕影，终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
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蜷绻为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间，而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于焉决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之至，为此具本亲赍 ，谨具奏闻。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立志苦读。唐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802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罢校书郎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等职，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经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遭诽谤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22年，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晚期的白居易在洛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于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现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在政治领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国思想，为唐朝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白居易在文学上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强调了诗歌的“美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