憔悴天涯,故人相遇情如故。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
我是行人,更送行人去。愁无据。寒蝉鸣处,回首斜阳暮。
漂泊在他乡,我人已憔悴。在途中与故人相逢,二人感情依然深厚。刚重逢又要马上分离,多么仓促,怎么忍心唱凄切的《阳关》曲!
我本是漂泊在外的人,反而要送他人远去。愁苦无边无际,秋蝉哀鸣,回首望去,暮色苍茫
词的上片重在描写故人的偶遇与匆别。“憔悴天涯”点明相逢时的境况,“憔悴"暗示皆已暮年,“天涯”说明地点在他乡。“故人相遇情如故” 一句含两个“故”字,言明两人感情之深厚,虽多年未见,但一见之下,依然如故。两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在他乡偶然相遇,场面极为温馨。作者如此极言相遇之乐,目的在于更深地跌出下文所写的别离之苦,这叫做“欲抑故扬”,乃一种为文跌宕的妙法。所以这场面与后文描绘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重逢之后,无奈“别离何遽”,令人不由得黯然神伤。离别之际,含泪欲唱《阳关》曲,却哽咽难成句。作者与老友间深厚的情谊令人感动,不免让人潸然泪下。
词的下片起句便点明离别缘由:“我是行人,更送行人去”,两个颠沛流离、相聚他乡的故友,为了各自的生计,不得不相见之后又匆忙分离。但正所谓相见时难别亦难,面临分离,作者“愁无据”,即将到来的离别冲淡了重逢的喜悦,继而便是无边的愁绪。最后两句,“寒蝉”与“斜阳暮”皆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作者不借重于比喻,而是巧妙地将它融入于景物描写之中,用凄切的寒蝉声和暗淡的夕阳光将它轻轻托出。“寒蝉鸣”为声,“斜阳暮”为色,前者作用于听觉,后者作用于视觉。送别故友后,听闻寒蝉凄切,回首遥望,已是日暮时分。寒蝉与日暮无疑更营造了伤感悲凉的气氛。这样通过声色交互而引起读者诸种感觉的移借,便派生出无穷无尽的韵味来。
全词风格婉约、言辞朴实、情感真挚,没有对匆匆相逢又别离的全过程进行具体描写,而是侧重突出即将分手之时的愁情,写得凄恻动人,可谓送别词中的佳作。唐代诗人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诗就对这种客中相见又分手的情形作了细致的刻画,可与本词参照理解。
该词具体创作年份未知,词题中的“管倅”其人亦生平不详,只知是一位姓管的通判,也许正是若干年前词人任知府时的通判。从词中所叙的情况可知,管倅与词人是老朋友,故人相遇,不久又分手。词人客中送别,格外感到凄怆,便写了这首词。
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
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
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
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
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
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
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泊秦淮雨霁,又镫火,送归船。正树拥云昏,星垂野阔,暝色浮天。芦边,夜潮骤起,晕波心、月影荡江圆。梦醒谁入楚些?冷冷霜激哀弦。
婵娟,不语对愁眠,往事恨难捐。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如此山川。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樯橹自回旋。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偎映,拥炉火以观焉。
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
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
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
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
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
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李翰云:“文章如千军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此语最形容得气好。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
文章最要节奏;管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窃渺处。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扬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奇,正与平相对。气虽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谓奇。奇者,于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太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
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程子云:“立言贵含蓄意思,勿使无德者眩,知德者厌。”此语最有味。
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之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
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漠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自是未备。至孔于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至先秦战国,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集其大成。唐人宗汉,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纵,而失其厚茂,气味亦少薄矣。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何可节损?然校蔓软弱,少古人厚重之气,自是后人文渐薄处。史迁句法似赘拙,而实古厚可爱。
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