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苏轼启:近来分别后,多次承蒙你写信问候我,详知你日常生活很好,深感安慰。我生性刚直、待人不周到,所学不合时宜、能力见识低下,因而遭贬多年,不敢再自居于达官贵人的行列。自从渡海北还,见到平生的亲戚故旧,不知为什么都象隔世人那样生疏,何况与你没有一天的交往,而怎么敢希求彼此结为朋友呢?几次蒙你亲来我处,交谈间情意亲切如同旧友一样,欣幸已极使人出乎意料,这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你给我看的信和诗赋杂文,我阅读得很熟了。大致都象行动着的云和流动着的水一样,本来没有固定的形式,常常是应该流动时就流动,不能不停止时就停止,文章条理自如,姿态多变而不受拘束。孔子说:“语言缺乏文采即使能流传也不能流传很远。”又说:“文辞以能表达出意思即可。”那么文辞仅仅在于表达出意思,就似乎不需讲究文采了,完全不是这样。要探求事物的微妙所在,就象拴住风捉住影那样困难,能使所写的事物在心里彻底明白,大概在千万人中未必能找到一个,更何况在口说时和手写时也能表达得很明白呢!做到这样才可说是文辞能表达出意思。既然文辞能将自己意思清楚地加以表达,那也一定是富于文采的。扬雄好用艰深的语言,掩饰本来是很浅近的道理,如果直说出来,是人人都懂得的。这种作文方法正如他所说的是雕虫篆刻(只注意雕琢字句),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杨雄唯独后悔作赋,是为什么呢?他一生讲求雕琢字句,《太玄》、《法言》和赋相比较只是在音节上略有改变,便称为经,可以吗?屈原作《离骚经》,是变风、变雅的发展,虽与日月竞放光彩也是应该的,难道可以因其文体与赋相近似而说它是雕虫小技吗?如果贾谊能见到孔子,他的学行可以超过“升堂”而达到“入室”的境地:扬雄竟然因贾谊作过赋便鄙视他,甚至把他同司马相如一样看待。扬雄见识浅陋象这类的例子很多,这一点只可与明白事理的人谈谈,很难同一般人讲清楚的,这里因论述文章偶然说到这个问题。欧阳修说,好的文章如纯金美玉,市上价钱是有规定的,不是人们靠口说就能定出它的贵贱。我的话很拉杂,对你哪能有益处,非常惭愧恐惧。
你要我为惠力寺法雨堂写“法雨”两字,我本不善于写大字,勉强写毕竟写不好,加之船上地点狭窄不好写,故未能照你的嘱咐办理。然而我正好要经过临江,当往游惠力寺。或许惠力寺的僧人想让我写点什么。一定写上几句题留院中,以安慰你思亲的心意。今天到达峡山寺,稍作停留就离去。彼此相距越来越远,千万希望你随时爱护自己的身体,其余不一一细说。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文章写于元符三年(1100年)。当时谪居琼州的苏轼遇赦北还,九月底路过广州。担任广州推官的谢民师多次携带诗文登门求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结下了情谊。苏轼离开广州后,两人继续书信往来,《答谢民师推官书》是答谢民师的第二封信。

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
岁星周一纪,四过六盘山。
路辟蚕丛险,人歌马足孱。
时危多战垒,将猛守萧关。
追溯前朝事,今来喜客闲。
牡丹芳, 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
千片赤英霞烂烂, 百枝绛点灯煌煌。
照地初开锦绣段, 当风不结兰麝囊。
仙人琪树白无色, 王母桃花小不香。
宿露轻盈泛紫艳, 朝阳照耀生红光。
红紫二色间深浅, 向背万态随低昂。
映叶多情隐羞面, 卧丛无力含醉妆。
低娇笑容疑掩口, 凝思怨人如断肠。
浓姿贵彩信奇绝, 杂卉乱花无比方。
石竹金钱何细碎, 芙蓉芍药苦寻常。
遂使王公与卿士, 游花冠盖日相望。
庳车软舆贵公主, 香衫细马豪家郎。
卫公宅静闭东院, 西明寺深开北廊。
戏蝶双舞看人久, 残莺一声春日长。
共愁日照芳难驻, 仍张帷幕垂阴凉。
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
三代以还文胜质, 人心重华不重实。
重华直至牡丹芳, 其来有渐非今日。
元和天子忧农桑, 恤下动天天降祥。
去岁嘉禾生九穗, 田中寂寞无人至。
今年瑞麦分两岐, 君心独喜无人知。
无人知, 可叹息。
我愿暂求造化力, 减却牡丹妖艳色。
少回卿士爱花心, 同似吾君忧稼穑。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鼋鼍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断,宫车晚出。
若乃赵王既虏,迁于房陵。薄暮心动,昧旦神兴。别艳姬与美女,丧金舆及玉乘。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千秋万岁,为怨难胜。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
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顾弄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赍志没地,长怀无已。
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汨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
若乃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歌吹四起。无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二十八日晨雨不止。衣湿难行,俟炙衣而起。终日雨涔涔也。是日此处马场,人集颇盛。市中无他异物,惟黄蜡与细笋为多。乃煨笋煮肉,竟日守雨。
黄草坝土司黄姓,加都司衔。乃普安十二营长官司之属。十二营以归顺为首,而钱赋之数则推黄草坝,土地之远则推步雄焉。
黄草坝东十五里为马鼻河,又东五十里抵龙光,乃广西右江分界;西二十里为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云南罗平州分界;南三十里为安障,又南四十里抵巴吉,乃云南广南府分界;北三十里为丰塘,又北二十里抵碧洞,乃云南亦佐县分界。东西南三面与两异省错壤,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塍中辟,道路四达,人民颇集,可建一县;而土司恐夺其权,州官恐分其利,故莫为举者。
黄草坝东南,由龙光、箐口、者恐、板屯、坝楼,以上俱安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启初为部人所杀,泗城以孙代署之。八腊、者香俱泗城州地。下田州,乃昔年大道。自安隆无土官,泗城代署,广南以兵争之,据其大半,道路不通,实由于此。
按盘江自八达、与罗平分界。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以上俱安隆土司地,今俱为广南有。抵坝楼,遂下八蜡、者香。又有一水自东北来合,土人以为即安南卫北盘江,恐非是。安南北盘,合胆寒、罗运、白水河之流,已东南下都泥,由泗城东北界,经那地、永顺,出罗木渡,下迁江。则此东北来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其非北盘可知也。于是遂为右江。再下又有广南、富州之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属,今为广南据者。葛阆、历里俱泗城州地。来合,而下田州,此水即志所称南旺诸溪也。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广南之东,皆右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南盘足以当之。胆寒、罗运出于白水河,乃都泥江之支,而非都泥江之源;其源惟北盘足以当之。各不相紊也。
按云南抵广西间道有三。一在临安府之东,由阿迷州、维摩州本州昔置干沟、倒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东通广南。每哨拨陆凉卫百尸一员、军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后州治湮没,哨悉废弛。见有府志可考。抵广南富州,入广西归顺、下雷,而出驮伏,下南宁。此余初从左江取道至归顺,而卒阻于交彝者也,是为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由独山州丰宁上下司,入广西南丹、河池州,出庆远。此余后从罗木渡取道而入黔、滇者也,是为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罗平之东,由黄草坝,即安隆坝楼之下田州,出南宁者。此余初徘徊于田州界上,人皆以为不可行,而久候无同侣,竟不得行者也,是为中路。中路为南盘入粤出黔之交;南路为南盘萦滇之始,与下粤之末;北路为北盘经黔环粤之会。然此三路今皆阻塞。南阻于阿迷之普,富州之李、沈,见广西小纪。归顺之交彝;中阻于广南之蚕食,田州之狂狺;北阻于下司之草窃,八寨之伏莽。既宦辙之不敢入,亦商旅之莫能从。惟东路由沅、靖而越沙泥,多黎人之恐州,为今人所趋。然怀远、沙泥,亦多黎人之恐。且迂陟湖南,又多历一省矣。
黄草坝东一百五十里为安笼所,又东为新城所,皆南与粤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笼”,在粤曰“隆”,一音而各异字,一处而各异名,何也?岂两名本同一字,传写之异耶?按安庄之东,大路所经,亦有安笼箐山,与安笼所相距四百里,乃远者同而近者异,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笼”字,粤中多用“隆”字,如隆安县之类。故各从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
黄草坝著名黔西,而居聚阛阓俱不及罗平州;罗平著名迤东,而居聚阛阓又不及广西府。此府、州、营、堡之异也。闻澄江府湖山最胜,而居聚阛阓亦让广西府。临安府为滇中首郡,而今为普氏所残,凋敝未复,人民虽多,居聚虽远,而光景止与广西府同也。
迤东之县,通海为最盛;迤东之州,石屏为最盛;迤东之堡聚,宝秀为最盛:皆以免于普祸也。县以江川为最凋,州以师宗为最敝,堡聚以南庄诸处为最惨,皆为普所蹂躏也。若步雄之龙、侬争代,黄草坝之被閧于龙、沙,沙乃步雄龙氏之妇翁。安隆土司之纷争于岑、侬。岑为广西泗城,侬为广南府。今广南势大,安隆之地为占去八九矣。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恋主思旧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乐于反侧者,不过是遗孽煽动。其人不习汉语,而素昵彝风,故勾引为易。而遗孽亦非果有殷之顽、田横之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众,以行其狡猾耳。
所度诸山之险,远以罗平、师宗界偏头哨为最;其次则通海之建通关,其险峻虽同,而无此荒寂;再次则阿迷之中道岭,沈家坟址。其深杳虽同,而无此崇隘;又次则步雄之江底东岭,其曲折虽同,而无此逼削。若溪渡之险,莫如江底,崖削九天,堑嵌九地,盘江朋圃之渡,皆莫及焉。
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则界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③最清。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界于二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