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苏轼启:近来分别后,多次承蒙你写信问候我,详知你日常生活很好,深感安慰。我生性刚直、待人不周到,所学不合时宜、能力见识低下,因而遭贬多年,不敢再自居于达官贵人的行列。自从渡海北还,见到平生的亲戚故旧,不知为什么都象隔世人那样生疏,何况与你没有一天的交往,而怎么敢希求彼此结为朋友呢?几次蒙你亲来我处,交谈间情意亲切如同旧友一样,欣幸已极使人出乎意料,这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你给我看的信和诗赋杂文,我阅读得很熟了。大致都象行动着的云和流动着的水一样,本来没有固定的形式,常常是应该流动时就流动,不能不停止时就停止,文章条理自如,姿态多变而不受拘束。孔子说:“语言缺乏文采即使能流传也不能流传很远。”又说:“文辞以能表达出意思即可。”那么文辞仅仅在于表达出意思,就似乎不需讲究文采了,完全不是这样。要探求事物的微妙所在,就象拴住风捉住影那样困难,能使所写的事物在心里彻底明白,大概在千万人中未必能找到一个,更何况在口说时和手写时也能表达得很明白呢!做到这样才可说是文辞能表达出意思。既然文辞能将自己意思清楚地加以表达,那也一定是富于文采的。扬雄好用艰深的语言,掩饰本来是很浅近的道理,如果直说出来,是人人都懂得的。这种作文方法正如他所说的是雕虫篆刻(只注意雕琢字句),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杨雄唯独后悔作赋,是为什么呢?他一生讲求雕琢字句,《太玄》、《法言》和赋相比较只是在音节上略有改变,便称为经,可以吗?屈原作《离骚经》,是变风、变雅的发展,虽与日月竞放光彩也是应该的,难道可以因其文体与赋相近似而说它是雕虫小技吗?如果贾谊能见到孔子,他的学行可以超过“升堂”而达到“入室”的境地:扬雄竟然因贾谊作过赋便鄙视他,甚至把他同司马相如一样看待。扬雄见识浅陋象这类的例子很多,这一点只可与明白事理的人谈谈,很难同一般人讲清楚的,这里因论述文章偶然说到这个问题。欧阳修说,好的文章如纯金美玉,市上价钱是有规定的,不是人们靠口说就能定出它的贵贱。我的话很拉杂,对你哪能有益处,非常惭愧恐惧。
你要我为惠力寺法雨堂写“法雨”两字,我本不善于写大字,勉强写毕竟写不好,加之船上地点狭窄不好写,故未能照你的嘱咐办理。然而我正好要经过临江,当往游惠力寺。或许惠力寺的僧人想让我写点什么。一定写上几句题留院中,以安慰你思亲的心意。今天到达峡山寺,稍作停留就离去。彼此相距越来越远,千万希望你随时爱护自己的身体,其余不一一细说。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文章写于元符三年(1100年)。当时谪居琼州的苏轼遇赦北还,九月底路过广州。担任广州推官的谢民师多次携带诗文登门求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结下了情谊。苏轼离开广州后,两人继续书信往来,《答谢民师推官书》是答谢民师的第二封信。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痛自严君见背,两易春秋,冤酷日深,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以报大仇,恤死荣生,告成黄土;奈天不佑我,钟虐先朝,一旅才兴,便成齑粉。去年之举,淳已自分必死,谁知不死,死于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
呜呼!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虽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但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慈君托之义融女兄,生母托之昭南女弟。
淳死之后,新妇遗腹得雄,便以为家门之幸。如其不然,万勿置后!会稽大望,至今而零极矣!节义文章,如我父子者几人哉?立一不肖后如西铭先生,为人所诟笑,何如不立之为愈耶!呜呼!大造茫茫,总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相托之言,慎勿相负!武功甥将来大器,家事尽以委之。寒食盂兰,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不至作若敖之鬼,则吾愿毕矣!新妇结褵二年,贤孝素著。武功甥好为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阳情也。
语无伦次,将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于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春时江上廉纤雨,张帆打鼓开船去。秋晚恰归来,看看船又开。
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情少利心多,郎如年少何!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
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
金印辉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
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
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螿鸣?
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
哀丝豪竹助剧饮,如钜野受黄河倾。
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
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
何当凯旋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黄头郎,捞拢去不归。
南浦芙蓉影,愁红独自垂。
水弄湘娥珮,竹啼山露月。
玉瑟调青门,石云湿黄葛。
沙上蘼芜花,秋风已先发。
好持扫罗荐,香出鸳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