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之所营，刘、项、汤、武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是岂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世上的人共同爱好的东西，不外是美味的饮食，华丽的衣服，曼妙的声色罢了。有一个人，自以为高明，便嘲笑那样的生活，他弹琴下棋，收藏古代的书法绘画，有宾客来访，便拿出来夸耀观摩，自以为达到了至上的境界。但还是有人嘲笑他说：古代的人所以能够被后世所知晓，是因为有言语文章流传下来，琴棋书画的爱好又有什么意思？但对于这样的意见，豪杰志士也还是要嘲笑。他们认为士人应该以不朽的功名知闻于世，那种只说空话，而不能表现在行动上的做法，是不得已才那样做的。而所谓的功名，从才能只够担任一个普通官职，逐级上推，直到伊尹、吕尚、稷、契所经营的国事，刘邦、项羽、商汤、周武所争夺的大业，也就算到达顶峰了。但这种功名仍然免不了被嘲笑说：这种区区小事哪里值得一提，许由推辞帝王之位才是难能可贵的，孔子能够说王霸大业才算是博洽的。由此来看，世上的人互相嘲笑，还会有完吗？
当士人正有志于他所想得到的东西时，即使是很小的事物，他也会不顾生命、忘记亲人而追求的。因此有的人爱好书法却又得不到时，就捶胸吐血，奄奄一息，甚至掘开坟墓、凿开棺材来得到它。这难道是声色嗅味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吗？当他正喜好某物时，即使他自己也无法说出其中的体会，更何况别人呢！人们只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去嘲笑别人所喜欢的事物，就太过分了。
毗陵人张希元，家中世代爱好书法，收藏古往今来的墨宝非常丰富，他把这些都刊刻在石头上，建了一个屋子来珍藏着，并嘱咐我写一篇记文。我是四川人，四川有一句谚语说：“学习书法的人耗费纸张，学习医术的人耗费人命。”这句话虽然小，但可以用来比喻大事。世上有热衷于功名的人，将他从未经实践检验的学识，贸然地用在政事上，他对人命的伤害又岂是学医之人可以比拟的？如今张君有出众的才能，所处的地位低下却与其才不相符，终年逍遥，而无处施展他的雄心与智谋，只好通过书法来自我娱悦。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张君不是长久闲居的人，蕴蓄到了极点便能融会贯通，一定会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作为。张君应该知道政治对人的伤害要超过医术，那么希望将我的话来作为鉴戒。
全文共分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生发开去，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自己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不免被人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已经成为规律，没完没了，无始无终。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可以抛弃一切，甚至生命；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无法理解他们内心的那份痴情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如何。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会耗费很多的纸张笔墨；从医的人初始阶段会耗费很多人的性命和健康。因为庸医误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这篇文章在章法上汪洋恣肆，不拘成法，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文章的第一、二段皆从议论出，又以议论结，所言无一涉及“宝墨堂”，但峰回路转，无一不是对堂主的劝慰和告诫。整个的结构上是从大——世间广泛存在的各个行业之间的偏见，到具体的一个行业收藏的苦乐甘甜，再到小——具体到张君行业的选择；层次清晰，节奏鲜明。
此文是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年）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而作；张希元家世好书，筑室收藏古今遗迹，名曰“墨宝堂”，苏轼为之作记。
杏花含露团香雪，绿杨陌上多离别。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
玉钩褰翠幕，妆浅旧眉薄。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
万夫喧喧不停杵，杵声丁丁惊后土。
遍村开田起窑灶，望青斫木作楼橹。
天寒日短工役急，白棒诃责如风雨。
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
旧时广野无城处，而今烽火列屯戌。
君不见高城齾齾如鱼鳞，城中萧疏空无人。
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
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髣髴其为人矣。
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
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昔吾亡妻，能孝于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粗食之养，未尝不甘，知夫人之俭也；婢仆之御，未尝有疾言厉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岁，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气息掇掇，犹日念母，扶而归宁。疾既大作，又扶以东。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将绝之夕，问侍者，曰：“二鼓矣。”闻户外风淅淅，曰：“天寒，风且作，吾母其不能来乎？吾其不能待乎？”呜呼！颠危困顿，临死垂绝之时，母子之情何如也！
甲午、丙申三岁中，有光应有司之贡，驰走二京，提携二孤，属之外母。夫人抚之，未尝不泣。自是每见之必泣也。
呜呼！及今儿女几有成矣，夫人奄忽长逝。闻讣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则就木矣。悲夫！吾妻当夫人之生，即以遗夫人之悲，而死又无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抚棺而泣者，独无一人焉。今兹岁輤车将次于墓门。呜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复已三年也。哀哉！尚享。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