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亭在青田县若干里，令朱君为之。石门者，名山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观游之感慨，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书与其甥之婿王某，使记其作亭之意。
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观游眺望乎？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夫人物之相好恶必以类。广大茂美，万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适野，升高以远望，其中必有慨然者。《书》不云乎：予耄逊于荒。《诗》不云乎：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夫环顾其身无可忧，而忧者必在天下，忧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长谷之民，与之相对接而交言语，以求其疾忧，其有壅而不闻者乎？求民之疾忧，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则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后可以无讼。民不无讼，令其能休息无事，优游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则其人之名与石且传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夺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石门亭在青田县城外若干里，是县令朱君建的。石门，是山的名字。古代的人都在山上刻下自己游览参观的感慨之言，留在山中，那些石头可以看到。朱君到了之后就立了亭子，把古今的刻石立在亭中，而写信给他外甥的女婿王安石，让他记下做亭子的意图。
建亭子的原因，难道是爱好山吗？或者也是好观游眺望吗？难道是在这里问询民众的疾苦吗？难道是酒宴之后休息的地方吗？或者是怜惜那些人的刻石暴露在风雨之中剥蚀破损而无遮盖保护吗？人们的好恶一定会类同。广大繁茂美丽，万物依附着它生长而自己不认为有功的是山。喜爱山，是仁者的行为。到郊外的旷野之中去，登高远望一定有感慨。《尚书》中不是说：“我老死在荒野中。”《诗经》中不是说过： “出去游览，以写下我的忧虑。”环顾自身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而可忧的一定是天下，忧虑天下之事的也是仁呀！人怎么敢自己安逸？到了这里见到的都是深山幽谷中的民众，和他们交谈，问询他们的疾苦，难道还有阻碍而听不到人民的言论吗？探求人民的疾苦，也是仁呀！政事没有大小之别，不以德行来进行一定不能使民众服从。民众服从了才可以没有争论。民众没有急议，县令难道就能没事休息、游山玩水吗？古今的名人，他们的刻石有幸还在，他们的文笔也的确很好，那么他们的名声和刻石一样可以不朽，成就别人的名声不阻碍他们的志向也是仁呀！朱君建亭的意图是对呢，还是不对？
《石门亭记》通过一系列排比设问句式：揣度建亭者的本意，阐明作者所主张的“仁”字。
第一段先交待了石门亭的地理位置、建亭者及写“记”缘起。石门亭在青田县石门山上，是县令朱君建造的。石门山是一座名山，上有石门洞，至今仍是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古代的人都将自己观游的感想刻在石上，留在山中，那些石刻相对而望，难以数计。朱君为令后就建了石门亭，把那古今石刻都拾取来立在亭中，成一胜景。并且写信让外甥婿王安石作篇“记”，记其作亭之意。这段文字简约明快，为下文的议论作了张本。
第二段文字是这篇“记”的主体，全段围绕朱君“作亭之意”展开笔墨。一开头以排比的设问式揣度作亭的本意。文中写道：“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观游眺望乎？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一连串五个设问句，以排比出之，加强了揣度的语势，引起读者一连串的思考，急切地想得到答案。下面就分别予以分析作答。其一说，人与物之相互好恶必然因其相类，那使万物附在上面而生长，不以此为功的“山”，是“广大茂美”，富有仁爱精神。那么爱好此山之人，当然有“仁”爱之意。如此就回答了前面提出的“其直好山乎？”这一问题，并且论述到“好山”含有深刻的“仁”意在。其二说，离开城郊到野外，登山而望远，其中必有感慨产生。为了阐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书》不云乎：‘予耄逊于荒’”及《诗经》中的“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文中于此还分析了“忧”的内容，说“环顾其身无可忧，而忧者必在天下，忧天下亦仁也。”从而回答了前面设问中提出的“好观游眺望乎？”因而指出其亦有深刻的“仁”意在。其三，说人在穷而不达时怎能安闲逸乐？百姓在深山长谷中，县令与民相对为言，了解他们的疾苦忧虑，那有阻塞而听不到其疾苦呢？然后得出结论说“求民之疾忧，亦仁也。”至此回答了前面第三个设问句中的问题：“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其四，文章论到当政没有大小之分，不施“德”政，民就无法教化，百姓教化顺服了，就可以没有诉讼，民没有讼事，县令才能休息无事，悠闲自得地嬉戏。这里又回答了前面的“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这一问题，这里作者将“仁”政，以“德”出之，放在教化民众之中。其五，文章说古今之名人石刻幸在，其文字确实很好，那么他们的名与石刻都能传而不朽，使其“成仁之名而不夺其志”，又是“仁”之意也。这里亦回答了前面第五个设问“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通过一系列的推理分析，归纳出朱君“作亭之意”乃是一个“仁”字。然后文章又以设问句言道：“其然乎？其不然乎？”
全文围绕“作亭之意”展开，先以五个排比设问句提出问题，然后逐个回答，不枝不蔓，并逐层分析推理论述，每一点都归之为“仁”字，其推理严谨，分析透辟，行文游刃有余，结构紧凑，一气呵成。
朱君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任青田县令，作者应其请求所作的这篇题记，表面上是在探讨作亭之意，而其实是在阐述“求民之疾忧”，从而“以德化服”的为官之道。
蛾蕊颦深，翠茵蹴浅，暗省韶光迟暮。断无情种不能痴，替消魂、乱红多处。飘零信苦。只逐水、沾泥太误。送春归、费粉娥心眼，低徊香土。
娇随步。著意怜花，又怕花欲妒。莫辞身化作微云，傍落英、已歌犹驻。哀筝似诉。最肠断、红楼前度。恋寒枝、昨梦惊残怨宇。
断芦洲渚落枫桥，渡口沙长过午潮。
山鸟自呼泥滑滑，行人相对马萧萧。
十年长自青衿识，千里来非白璧招。
握手祝君能强饭，华簪常得从鸡翘。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唤厨人斫就，东溟鲸脍；圉人呈罢，西极龙媒。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车千乘，载燕南赵北，剑客奇才。
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⒃！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凡人陆行则劳，水行则逸。然游山者，往往多陆而少水。惟武夷两山夹溪，一小舟横曳而上，溪河湍激，助作声响。客或坐或卧，或偃仰，惟意所适，而奇景尽获，洵游山者之最也。
余宿武夷宫，下曼亭峰，登舟，语引路者曰：“此山有九曲名，倘过一曲，汝必告。”于是一曲而至玉女峰，三峰比肩，睾如也。二曲而至铁城障，长屏遮迣，翰音难登。三曲而至虹桥岩，穴中庋柱栱百千，横斜参差，不腐朽亦不倾落。四、五曲而至文公书院。六曲而至晒布崖，崖状斩绝，如用倚天剑截石为城，壁立戌削，势逸不可止。窃笑人逞势，天必夭阏之，惟山则纵其横行直刺，凌逼莽苍，而天不怒，何耶？七曲而至天游，山愈高，径愈仄，竹树愈密。一楼凭空起，众山在下，如张周官《王会图》，八荒蹲伏；又如禹铸九鼎，罔象、夔魈，轩豁呈形。是夕月大明，三更风起，万怪腾踔，如欲上楼。揭炼师能诗与谈，烛跋，旋即就眠。一夜魂营营然，犹与烟云往来。次早至小桃源、伏虎岩，是武夷之八曲也。闻九曲无甚奇胜，遂即自崖而返。
嘻！余学古文者也，以文论山：武夷无直笔，故曲；无平笔，故峭；无复笔，故新；无散笔，故遒紧。不必引灵仙荒渺之事。为山称说，而即其超隽之概，自在两戒外别竖一帜。余自念老且衰，势不能他有所住，得到此山，请叹观止。而目论者犹道余康强，劝作崆峒、峨眉想。则不知王公贵人，不过累拳石，浚盈亩池，尚不得朝夕游玩；而余以一匹夫，发种种矣，游遍东南山川，尚何不足于怀哉？援笔记之，自幸其游，亦以自止其游也。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县（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宋仁宗末年，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但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继续阐述变法主张，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次年拜相，大力推行改革，并积极促成熙河开边。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然而在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导致反对者声势颇大，且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分裂。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因君臣间在变法上的分歧而罢相，出判江宁。累封为荆国公。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他的散文雄健峭拔，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今人辑有《王安石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