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于池者，沉其网而左右縻之。网之缘出水可寸许；缘愈狭鱼之跃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屡跃而不出者，皆经其缘而见之。安知夫鱼之跃之出者，不自以为得耶？又安知夫跃而不出与跃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跃之不善耶？而渔者观之，忽不加得失于其心。
嗟夫！人知鱼之无所逃于池也，其鱼之跃者，可悲也；然则人之跃者，何也？
在水池中捕鱼的人，先把渔网沉入水中，然后从左右两边收紧。当网的边露出水面一寸多时，网收宿得愈狭小，鱼蹦跳起来的就愈多。有跳入网中的，有跳出网外的，有多次跳跃而没有跳出网外的。它们都经过网的边缘而显露出来。怎么知道池鱼之中那些跳出网外的不自以为庆幸呢？又怎么知道那些没有跳出网外的和反而跳入网中的，不自己责怪自已跳跃得不好呢？然而，捕鱼的人看到这些情形，并不在心里为鱼生得失之情。
可叹呀！只有人知道鱼没有可以逃出水池的啊，那些池鱼之中跳跃的，实在可悲啊！然而作为人，其中跳跃的又怎么样呢？
渔人在鱼塘里网鱼，可谓一种景观。此时鱼塘里水花四溅，水声喧嚣，鱼儿鳞光闪闪，此起彼伏，景象煞是好看。然而作者没有停留在对生活表象的观察上，他使用了两副不同的眼光，引出一番对人生的思考。首先，他从鱼的眼光去看，对于网中之鱼来说，跃不跃得出去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跃出去的会暗自庆幸免于罹难，跃不出去的和反跃进来的会悔恨不置，但这只是鱼儿们的微观的眼光。若从渔人的眼光看，鱼的一切蹦跳挣扎都是无济于事和无关紧要的，即使有少数鱼儿漏网，一网总能打到不少鱼，再说漏网之鱼终究跑不掉，它们仍在鱼塘里，至多再活几天。渔人不关心每条鱼的命运，他的眼光对于鱼来说是一种宏观眼光。
作者由此联系到“人之跃”。人的命运像塘中的鱼一样，是给定了的，无论个人如何努力与命运抗争，终究逃不出命运的手心。显然这是一种消极、宿命的人生态度。宿命，总是无力反抗现实的结果，由此可以想见清代严酷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给作者心理上带来的阴影。“渔人”是统治者的象征，“鱼之跃”正是当时人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的写照；或许作者还有更深广的高意：“渔人”是造物主，他在冥冥之中操纵着人的生死命运，……作者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是不足取的，但他观察生活的两副不同眼光和由此产生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对于今人仍有启迪的意义。
清朝从康乾盛世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官场日渐腐败，阶级矛盾激化，陆续发生的民变如川楚教乱、林爽文事件都遭到严酷镇压。此文作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当时嘉庆帝已亲政数年，然而并未能解决遗留弊端。作者某一日观渔人在鱼塘里网鱼，鱼儿跳跃挣扎，有所感而作下此文。
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幂。
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夕。
阴生古苔绿，色染秋烟碧。
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
一个空皮囊包裹着千重气；一个干骷髅顶戴着十分罪。为儿女使尽些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些担山力。你省的也么哥，你省的也么哥，这一个长生道理何人会？
某启：久以疾病不为问，岂胜向往。前书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及之。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
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也。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 然而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
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万福。自爱。
山无数，烟万缕。憔悴煞玉堂人物。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
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情知道世上，难使皓月长圆，彩云镇聚。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泪流琼脸，梨花一枝春带雨。
惨黛蛾、盈盈无绪。共黯然消魂⑽，重携素手，话别临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频耳畔低语。知多少、他日深盟，平生丹素。从今尽把凭鳞羽。
梅曾亮（1786年-1856年），字伯言，又字葛君，原名曾荫。江苏上元（今南京）人，近代散文家。
梅曾亮少喜骈俪文，后从钟山书院主讲姚鼐学，与同邑管同交最笃，同肆力于古文，读周、秦、汉、唐之书，一变旧习，义法一本桐城，为姚氏高足弟子，与管同、方东树、姚莹并称“姚门四弟子”。道光二年（1822年），梅曾亮中进士，官户部郎中，居京师二十余年，文名满京师。引疾归里后，主讲扬州书院。太平军起，避居淮安，馆于河督杨以增署，得刊其著述。
梅曾亮的文章“精悍简质，清夷往复”，其诗“坚致古劲，神锋内敛，特以文名太盛，诗为之掩”。著有《柏枧山房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