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所以古代圣王为政,给有德的人安排职位并尊重现贤能的人,即使身处农业与手工业、市集的人,如果有才能就选用他。给他高高的官爵,给他厚重的俸禄,使他们担负一定的工作,果断地给予他们行使政令的权利。墨子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积蓄和俸禄不丰厚,百姓就不信任他;行使政令不果断,百姓就不畏惧他。”提出这三件(爵位、蓄禄、政令)来授予贤者,并不是对贤者的恩赐,而是想要事业成功。所以在这时,以德行来安排职位,按官职从事于职事,按功劳(的大小)决定赏赐(的多少)(殿:通“奠”,定),衡量功劳(的大小)而分配俸禄。所以官吏没有永远不变的富贵,而百姓也不会自始至终贫贱;有才能的人就选用他,没才能的人就使之居于下位。提拔正直无私、行为合“义”的人,避免为私利而相互仇恨的人,这就是说的这样的言论。所以古代尧选拔舜在服泽(地名)的北边(阳:山之南、水之北都称为“阳”),把政权交给他,天下安定。禹选用益在阴方(地名)之中,把政权交给他,九州平定。汤选用伊尹在厨房之中,把政权交给他,谋略成功。文王推举闳天、泰颠于从事渔猎之中(罝:捕鸟兽的网),把政权交给他们,商朝末年西方的各个部落臣服。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是禄厚位尊的大臣,没有谁不敬惧并且戒惕的(施:通“惕”,小心谨慎);即使是从事农业、手工业、市集(店铺)的人,没有不争着勉力去崇尚道德的(意:疑为“德”字的讹误)。所以士这种人能用为得力助手(承嗣:副官,助手)。所以得到士,谋略就不会受挫,身体不必劳苦。名声确立且功业成就,美好的事物得以显扬,丑恶的事物不会发生,就是由于得到了士的缘故。因此墨子说:“如愿以偿(这里指治国顺利)时,贤士不可不选用;治国不顺利时,贤士不可不选用。(尚:通“上”,往上,这里作状语)往上想师法前人,奉行尧舜禹汤之道,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尚贤的人,是政治的根本啊。”
“列德而尚贤”出自战国初期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所著《墨子·尚贤》,属该篇核心论述段落。原文通过列举尧举舜、禹举益等典故,阐释圣王“以德就列”的治国理念,主张通过厚禄尊位吸引人才。
该文提出人才选拔应遵循“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标准,主张任人唯贤需突破身份限制,即使是农工市井出身者,“有能则举之”。文中强调通过高爵、厚禄、任事三重保障实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平等原则,并总结“尚贤者,政之本也”。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三度别君来,此别真迟暮。白尽老髭须,明日淮南去。
酒罢月随人,泪湿花如雾。后月逐君还,梦绕湖边路。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候月思依然。
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
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好天良夜,深屏香被,争忍便相忘。
王孙动是经年去,贪迷恋、有何长。万种千般,把伊情分,颠倒尽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