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昔南行舟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
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
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
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
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
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
往年，我乘船南下，停泊在汴水边，逆风刮了三天，黄沙阵阵扑面。
船上的舟子都劝我去向僧伽寺祈祷，果然，一炷香还未烧尽，旗子已哗哗向南舒卷。
船走得快如飞箭，转眼间长桥失去了踪影，到龟山还不到吃早饭的时间。
最高尚的人从不厚此薄彼，我呢，满足了自己的私心，为得到顺风而欢欣。
耕田的人要下雨，收割的人要晴天；离去的人要顺风，来的人又对逆风抱怨。
如要让人人祈祷都如愿，老天爷岂不是一天要万化千变？
我如今自身与世俗两不相关，去没有什么追求，来也没什么留恋。
能走得快些固然很好，走不了也无所谓不便。
每次到这里都去求神，神一定也感到厌倦。
往昔韩愈诗所说拔地三百尺的高塔，如今见到的已不是澄观苦心经营所建。
僧伽塔啊，你若不嫌我带来的俗尘玷污了你的丹梯，请让我登上你，饱览群山环绕下的淮河两边。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年）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日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佛，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以前后之作例之，苏轼不信神佛是有思想墓础的。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赴杭州通判任，路过泗州僧伽塔，作了这首诗。一说此诗作于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时作者奉命移知湖州，经过泗州。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洞庭为沅湘等九水之委，当其涸时，如匹练耳；及春夏间，九水发而后有湖。然九水发，巴江之水亦发，九水方奔腾皓淼，以趋浔阳；而巴江之水，卷雪轰雷，自天上来。竭此水方张之势，不足以当巴江旁溢之波。九水始若屏息裣衽，而不敢与之争。九水愈退，巴江愈进，向来之坎窦，隘不能受，始漫衍为青草，为赤沙，为云梦，澄鲜宇宙，摇荡乾坤者八九百里。而岳阳楼峙于江湖交会之间，朝朝暮暮，以穷其吞吐之变态，此其所以奇也。
楼之前，为君山，如一雀尾垆，排当水面，林木可数。盖从君山酒香、朗吟亭上望，洞庭得水最多，故直以千里一壑，粘天沃日为奇。此楼得水稍诎，前见北岸，政须君山妖蒨，以文其陋。况江湖于此会，而无一山以屯蓄之，莽莽洪流，亦复何致。故楼之观，得水而壮，得山而妍也。
游之日，风日清和，湖平于熨，时有小舫往来，如蝇头细字，着鹅溪练上。取酒共酌，意致闲淡。亭午风渐劲，湖水汩汩有声。千帆结阵而来，亦甚雄快。日暮，炮车云生，猛风大起，湖浪奔腾，雪山汹涌，震撼城郭。予始四望惨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已也。
昔滕子京以庆帅左迁此地，郁郁不得志，增城楼为岳阳楼。既成，宾僚请大合乐落之，子京曰：“直须凭栏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忧后乐”之语，盖亦有为而发。夫定州之役，子京增堞籍兵，慰死犒生，边垂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国议其后。朝廷用人如此，诚不能无慨于心。第以束发登朝，入为名谏议，出为名将帅，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为知己，不久报政最矣，有何可哭？至若予者，为毛锥子所窘，一往四十余年，不得备国家一亭一障之用。玄鬓已皤，壮心日灰。近来又遭知己骨肉之变，寒雁一影，飘零天末，是则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
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
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浇君同所欢。
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
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