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人没有不愿意当安定社会的老百姓的，人没有不愿意当长期安定的社会的老百姓的。社会安定一百年以上，可以算长久了。可是说到它的住户人口，就比三十年以前增加了五倍，比六十年以前增加了十倍，比一百年以前、比一百多年以前不只增加了二十倍。
试以一个家庭来计算：（他们）高祖、曾祖那时候，有十间屋子，有一顷田地，自己一个人，娶媳妇以后不过才两口人。两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是富富有余的。以一个男人得三个儿子计算，到儿子这一辈就是父子四个人，（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全家就有八口人，八口人就不能没有雇工帮助，这样就不下十口人了。十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我知道他们住的仅仅够，吃的也仅仅够。（他们的）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娶了媳妇，其中体弱年老的有的去世了，可是（全家）也已不下二十多口人了。二十多口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即使算计着饭量来吃饭，量着身长来住宿，我知道它必然不够。由此到了曾孙这一辈，由此到了玄孙这一辈，比高祖、曾祖的时候人口增加已不下五六十倍，这就是高祖、曾祖的时候是一户的人家，传到曾孙、玄孙的时候，不分到十户是不休止的。这其间有人口减少的人家，也就有人丁繁衍的家族，增加的人数也足以和减少的人数相抵。
有人说：“高祖、曾祖的时候，空地还没开垦完，空屋子也没有住满。”可是住户人口不是只增长一倍就停止了，或者只增长三倍五倍就停止了，而是增长十倍二十倍，因此，田地与房屋的数量常处于不足的地位，而住户人口常处于有余的地位。更何况有兼并土地的人家，他一个人占着可容一百人住的屋子，他一户占有一百户的田地，遭到风雨霜露饥寒倒地而死的人到处都是，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有人）问：天地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说：水旱疾病之灾，就是天地调剂人口数量的方法。可是，老百姓遭到水旱疾病之灾而死亡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又有人）问：国君宰相是不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使野外没有闲置的田地，使百姓没有剩余的劳力，新开辟的疆土，迁移佃农去居住，赋税繁重的百姓，斟酌过去现在的情况削减一些，禁止浮华浪费，控制兼并行为，遇到水旱疾病之灾，就打开公仓拿出府库所有的东西来救济，只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国君和宰相调剂人口的方法。
总之，社会长治久安，天地不能不增加人口，可是天地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原本不过这有限的数量；社会安定的时间长了，国君宰相也不能不叫百姓生孩子，可是国君宰相能为百姓考虑到的，也不过上述一些办法。可是一家之中有十个子弟，其中不听教导的常常有一两个，再加上天地广阔，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怎么能全都遵从上面的约束呢？一个人的住房用来供十个人住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住呢？一个人的吃的用来供十个人吃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吃呢？这就是我为安定社会的老百姓忧虑的原因。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是提出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时已经显露，至孙辈时很为突出，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这篇文章观点鲜明，论析层层深入，结构严谨，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由于历史的局限，作者不可能提出根本解决人口问题的主张，因而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但是，他对人口问题所作的研究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世界人口理论研究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他对人口问题的某些见解，如认为土地房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与英国著名人口理论家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相似，且比马氏早提出五年，因而洪亮吉被人称为“东方的马尔萨斯”。
《治平篇》选自 《洪北江全集·意言》。《意言》写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是一组议论散文，共二十篇。所论内容广泛，涉及哲学、世风、吏治、社会经济等各种问题，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对当时社会某些黑暗面的大胆揭露和批判，在文网森严、专制统治十分严酷的时代，更显得难能可贵。文章为《意言》中的第六篇，是专论人口问题的。清朝统治者鼓励人口繁殖。康熙时取消人头税，加速了人口增长。“乾隆盛世”日久，人口增长愈速。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人口为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万多，到五十五年则有三亿零一百四十八万之多，五十年中增长了二点一倍。洪亮吉究心世务，居安思危，能透过“盛世”表面的繁荣，敏锐地发现并提出人口问题来加以考察研究。
青鸟海上来，今朝发何处？
口衔云锦书，与我忽飞去。
鸟去凌紫烟，书留绮窗前。
开缄方一笑，乃是故人传。
故人深相勖，忆我劳心曲。
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
置书双袂间，引领不暂闲。
长望杳难见，浮云横远山。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争利夺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摴蒲，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鲁国相大涤翁之树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养于外大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藏生牛黄丸，盈数簏，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岁，食尽之而厥疾始廖。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铭曰：
穷石崇，斗金谷。盲卞和，献荆玉。老廉颇，战涿鹿。赝龙门，开史局。馋东坡，饿孤竹。五羖大夫，焉能自鬻？空学陶潜，枉希梅福。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
柿叶翻红霜景秋，碧天如水倚红楼。
隔窗爱竹无人问，遣向邻房觅户钩。
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云留碧空。
玉烟青湿白如幢，银湾晓转流天东。
溪汀眠鹭梦征鸿，轻涟不语细游溶。
层岫回岑复叠龙，苦篁对客吟歌筒。
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
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
洪亮吉（1746年～1809年），原名洪莲，字君直、稚存，号北江，别号藕庄、梦殊、对岩、华封，晚号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祖籍安徽歙县。清代诗人、骈文家、大臣、经学家、文学家、毗陵七子之一。
洪亮吉早年辅佐安徽学政朱筠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幕，为校刊古书。尤精研舆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成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督贵州学政。任满还京，入直上书房，以弟丧陈情归。嘉庆四年（1799年），参与编修《高宗实录》。后因语言戆直触怒皇帝，遭到降职，并发配到伊犁谪戍。次年被赦免回籍，因此自号更生居士。嘉庆十四年（1809年），洪亮吉卒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