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
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
郑妲无言下玉墀,夜来飞箭满罘罳。
越王定指高台笑,却见当时金镂楣。
半夜娃宫作战场,血腥犹杂宴时香。
西施不及烧残蜡,犹为君王泣数行。
素袜虽遮未掩羞,越兵犹怕伍员头。
吴王恨魄今如在,只合西施濑上游。
响屟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
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
这组诗总体上是说昔日宫中的盛宴、美人、歌舞已经被硝烟弥漫所取代。诗人用歌舞升平的场面与战火纷飞的场景相对比,以史实为据,但使用翻案法,“出奇立异”,不落窠臼。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认为,古代文人中的隐逸者,发思古之幽情,“亦是好以议论为诗者”(方岳《深雪偶谈》)。
比如第三首说烧残的蜡烛还为吴王夫差的悲惨下场滴下几滴泪珠,西施反不如蜡烛,没有一点悲戚的表现。这是反其意而用之。
这五首七绝以第一首最为著名。此诗首句“绮阁飘香下太湖”,完全从侧面着笔。它写馆娃宫,仅仅用一个“绮”字状“阁”,用一个“飘”字写“香”,这样,无须勾画服饰、相貌,一个罗縠轻扬、芳香四溢的袅娜倩影,便自在其中了。特别是“下”字很有分量。从“绮阁”里散溢出来的麝薰兰泽,由山上直飘下太湖,那位迷恋声色的吴王何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以至对越王的复仇行动,连做梦也没有料到,就不言而喻了。次句“乱兵侵晓上姑苏”,省去越王卧薪尝胆等过程,单写越兵夤夜乘虚潜入这一重要环节。“乱兵”,指吴人眼中原已臣服现又“犯上作乱”的越军。侵晓,即凌晨。吴王志满意得,全无戒备。越军出其不意进袭,直到爬上姑苏台,吴人方才发觉。一夜之间,吴国就灭亡了。这是令人震惊的历史教训。
此诗前二句对起,揭示了吴越的不同表现:一个通宵享乐,一个摸黑行军;一边轻歌曼舞,一边短兵长戟,在鲜明对比中,蕴藏着对吴王夫差荒淫误国的不满。三、四句就勾践亡吴一事,批评勾践只送去一个美女,便赚来一个吴国,“大有堪羞”之处,这是很有意思的妙文。吴越兴亡的史实,诸如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吴王沉湎酒色,杀伍子胥,用太宰嚭,凡此种种,诗人不可能不知。吴越的兴亡当然不是由西施一个女子来决定的。但写诗忌直贵曲,如果三、四句把笔锋直接对准吴王,虽然痛快,未免落套;所以诗人故意运用指桑骂槐的曲笔。他的观点,不是游在字句的表面,要细味全篇的构思、语气,才会领会诗的义蕴。诗人有意造成错觉,明嘲勾践,暗刺夫差,使全诗荡漾着委婉含蓄的弦外之音,发人深思,给人以有余不尽的情味,从艺术效果说,要比直接指责高明得多了。
断芦洲渚落枫桥,渡口沙长过午潮。
山鸟自呼泥滑滑,行人相对马萧萧。
十年长自青衿识,千里来非白璧招。
握手祝君能强饭,华簪常得从鸡翘。
情脉脉。半黄橙子和香擘。和香擘。分明记得,袖香熏窄。
别来人远关山隔。见梅不忍和花摘。和花摘。有书无雁,寄谁归得。
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渌。
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
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
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了然光可烛。
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
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肉。
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
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
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
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余为董文恪公作行状,尽览其奏议。其任安徽巡抚,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大旨言:与棚民相告讦者,皆溺于龙脉风水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山,保一棺之土;弃典礼,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丛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余览其说而是之。
及余来宣城,问诸乡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余亦闻其说而是之。
嗟夫!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如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故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