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我）找到西山后的第八天，沿着山口向西北走两百步，又发现了钴鉧潭。钴鉧潭西面二十五步（的地方），在水流急而深处是一道坝。坝顶上有一座小丘，（小丘）上面生长着竹子和树木。小丘上的石头突出隆起、高然耸立，破土而出、争奇斗怪的，几乎（多得）数不清。那些重叠着、相负而下的石头，好像是（俯身）在小溪里喝水的牛马；那些高耸突出、如兽角斜列往上冲的石头，好像是在山上攀登的棕熊。
小丘很小，不到一亩，可以把它装到笼子里占有它。（我）打听它的主人是谁，（有人）说：“这是唐家不要的地方，想出售却卖不出去。”（我）问它的价钱，（有人）说：“只要四百文。”我很喜欢（这个小丘），就（把它）买了下来。李深源、元克己这时和我一起游览，（他们）都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出乎意料的收获。（我们）随即轮流拿起工具，铲割杂草，砍伐杂树，点燃大火把它们烧掉。美好的树木树立起来了，秀美的竹子显露出来了，奇峭的石头呈现出来了。（我们）站在小丘中间眺望，（只见）高高的山岭、漂浮的云朵、潺潺的溪流、自由自在游玩的飞鸟走兽，全都欢快地呈巧献技，来为这个小丘效力。（我们在小丘上）枕着石头席地而卧，眼睛触及的是清澈明净的景色，耳朵触及的是淙淙潺潺的水声，精神感受到的是悠远空旷的浩然之气，心灵感受到的是恬静幽深的境界。不满十天（我）就得到了两处风景胜地，即使古代爱好山水的人士，也许没有到过这地方吧。
唉！凭着这小丘优美的景色，（如果）把它放到（京都附近的）沣、镐、鄠、杜（等这些繁华的地方），那么喜欢游赏的、争相购买的人每天增加几千文钱（购买）反而（恐怕）更加买不到。如今（它）被抛弃在（这荒僻的）永州，连农民、渔夫走过也鄙视它，售价（只有）四百文钱，一连几年也卖不出去。而唯独我和李深源、元克己因为得到它了而高兴，难道遇到这个小丘真的要靠运气吗？（我）把这篇文章写在石碑上，用来祝贺（我和）这小丘的遇合。
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
在柳宗元描绘前，永州山水并不为世人所知。但在柳宗元的笔下，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钴鉧潭西小丘记》不是客观描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柳宗元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像《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写的景物“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越过石渠是昌蒲掩映、苔藓环绕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向北曲行，则全都是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作者眼前的这些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他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宗元人格美的艺术写照，可谓情景交融。
公元805年，柳宗元在其参加的唐宋古文运动中失败，遭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到永州当司马。柳宗元名义上虽是政府官员，但没有任何权力、不能过问政事，实际上跟罪人一样。永州是个偏僻的山沟，柳宗元在此整整住了十年。其间，柳宗元随遇感怀，发愤读书，寄情山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其中，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成的，《永州八记》运用“入乎其内”的景物描写手法表达使景物描写变得形象生动、富有生机，运用“出乎其外”的景物描写手法表达使景物描写变得意蕴深厚、耐人寻味。《钴鉧潭西小丘记》是八记中的第三篇，属于山水游记。
钴鉧潭是潇水的一条支流冉溪的一个深潭，“潭”就是“渊”，南方方言叫“潭”。钴鉧意为熨斗，钴鉧潭的形状是圆的，像一个钴（圆形的熨斗），故取名为“钴鉧潭”。西山在今湖南零陵县西，是一座山。小丘，就是一个小山包。这个小山包没有名字，所以只用临近地区的名字或者方位来说明它的存在（钴鉧潭西面的那个小丘）。后来柳宗元在《愚溪诗序》中，给这个小丘起了一个名字叫“愚丘”。
文中述及的“沣”、“镐”、“鄠”、“杜”均是古地名，分别在陕西户县东（周文王建都处）、西安市西南（周武王建都处）、陕西户县北、陕西长安县东南。
芸台先生执事。不奉教命，忽逾四年，感恋之私，未间时日。先生政高两粤，威播八蛮，勋业之彪炳，声闻之熏烁，海内之人，莫不诵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巳。
本朝论文，多宗望溪，数十年来，未有异议。先生独不取其宗派，非故为立异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奋其独见也。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五都之市，九达之衢，人所共由者也；昆仑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锦绣之饰，文采之辉，人所能致者也，云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为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无决堤破藩之识者，耒足穷高邃之旨；无摧锋陷阵之力者，未足收久远之功。纵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尽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众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
夫先生之意，岂独无取于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尽有当也。虽然，学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岩、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见其为尽非也。学秦汉者优矣，而李北地、李沧溟等竟未有一获，未见其为尽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请得以毕陈之。
盖文章之变，至八家齐出而极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齐出而始衰。谓之盛者，由其体之备于八家也，为之者各有心得，而后乃成为八家也；谓之衰者，由其美之尽于八家也，学之者不克远溯而亦即限于八家也。夫专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失有三：韩退之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尚矣。柳子厚则深于《国语》，王介甫则原于经术，永叔则传神于史迁，苏氏则取裁于《国策》，子固则衍派于匡、刘，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规仿其辞，遂可以为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汉人莫不能文，虽素不习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为文也。忠爱之谊，悱恻之思，宏伟之识，奇肆之辨，诙谐之辞，出之于自然，任其所至而无不咸宜，故气体高浑，难以迹窥。八家则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过甚，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及相如、子云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赡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醲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宋贤于此不察，而祖述之者，并西汉瑰丽之文而皆不敢学。此其失三也。
且彼嘉谟谠议，著于朝廷，立身大节，炳乎天壤，故发为文辞，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学之者，无其抱负志节，而徒津津焉索之于字句，亦末矣。此专为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而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亦有之，不克多见。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学者必失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汉，亦茫无津涯。然既得门径，而犹囿于八家，则所见不高，所挟不宏，斯为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又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此在会心者自择之耳。然苟有非常绝特之才，欲争美于古人，则《史》、《汉》犹未足以尽之也。夫《诗》、《书》，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经为文，亦徒出入于《诗》、《书》，他经则未能也。夫孔子作《系辞》，孟子作七篇，曾子阐其传以述《大学》，子思困于宋而述《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为《礼记》。岂独义理之明备云尔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其好学者，必实有得于此，而后能明道以修辞。于是乎从容于《孝经》以发其端，讽诵于典谟训诰以庄其体，涵泳于国风以深其情，反复于变雅、《离骚》以致其怨。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左氏》之宏富，《国语》之修整，益之以《公羊》、《谷梁》之情深。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大戴记》之条畅，《考工记》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扬雄之切实。如是而又以为未足也，则有老氏之浑古，庄周之骀荡，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劲直，韩非之峭刻，孙武之简明，可以使之开涤智识，感发意趣。如是术艺既广，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则有《吕览》之胲洽，《淮南》之瑰玮，合万物百家以泛滥厥辞，吾取其华而不取其实。如是众美既具，而更改以尽其变也，则有《山海经》之怪艳，《洪范传》之陆离，《素问》、《灵枢》之奥衍精微，穷天地事物以错综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侈。凡此者，皆太史公所遍观以资其业者也，皆汉人所节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学道，则几于杂矣；以之为文，则取精多而用愈不穷，所谓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为之者也。而变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犹未足为神明其技者也。有志于文章者，将殚精竭思于此乎？抑上及《史》、《汉》而遂已乎？将专求之八家而安于所习乎？夫《史》、《汉》之于八家也，其等次虽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后，非先兰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称何自乎？自归安茅氏始也。韩退之之才，上追扬子云，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与苏子由同列于八家，异矣。韩子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
吾乡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义法，其气味高淡醇厚，非独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较之子由，亦似胜之。然望溪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于《史》、《汉》矣，学欧、曾而有得，卓乎可传，然不能进于古者，时艺太精之过也，且又不能不囿于八家也。望溪之弊与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与？然其大体雅正，可以楷模后学，要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也。学《史》、《汉》者由八家而入，学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则不误于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绝特之才也。夫非常绝特之才，必尽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开独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于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将摩昆仑之高，探渤海之深，焕云霞之章，扬日星之色，恢决堤破藩之识，奋摧锋陷阵之力，用之于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辞，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则所谓增美古人者，庶几其有在焉。然其后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预熟也。刍荛之见，皆先生所已知，不揣固陋，渎陈左右，且以当面质也。斯文寥落甚矣，唯先生可闻斯言，唯开敢为此言。伏惟恕狂简之咎，而加之以致，幸甚。
悲风成阵，荒烟埋恨，碑铭残缺应难认。知他是汉朝君，晋朝臣？
把风云庆会消磨尽，都做北邙山下尘。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阑干影入凉波。
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柳宗元（773年—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祖籍河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人，出身河东柳氏，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章的成就大于诗作。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被推为“游记之祖”。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追谥其为文惠昭灵侯。
柳宗元著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柳宗元遗族所建柳氏民居，现位于山西沁水县文兴村，为国家4A级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