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在敕勒川的平原上，在高峻的阴山下。
天像一顶宽大无比的蒙古包，笼罩着四面八方辽阔的原野。
青天苍苍，大地茫茫，风吹过来草低头，顿时显出成群成群肥硕的牛羊。
这首民歌出色地描绘了当时祖国北方草原的辽阔壮美，前四句歌唱敕勒族的生活环境，后三句写敕勒族人民的劳动生活。全诗境界开阔，音调雄壮，语言明白如话，有很强的艺术概括力。
“敕勒川，阴山下”，诗歌一开头就以高亢的音调，吟咏出北方的自然特点，无遮无拦，高远辽阔。敕勒人歌唱他们所生活的土地时，是以一座气势磅礴、雄伟无比的大山作为背景的。这简洁的六个字，格调雄阔宏放，呈现出强大的气势和力量。“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两句承上面的背景而来，极言画面之壮阔，天野之恢宏。同时，抓住了这一民族生活的最典型的特征，近取诸身，以人们所熟悉的“穹庐”作比，形象地描绘了一幅一望无碍的辽阔画卷。字面上虽无辽阔字样，但辽阔之景却收入眼前。“天苍苍，野茫茫”，写天、写野，但从另一角度进一步摹写草原的宽阔壮美。作者运用叠词的形式，极力突出天空之苍阔、辽远，原野之碧绿、无垠，显现出游牧民族博大的胸襟、豪放的性格。这两句仍然以浑浑浩浩的笔调写景，但这已经为下一句作背景了。“风吹草低见牛羊”，更是写景如画。这最后一句是全文画龙点睛的一笔，描绘出一幅殷实富足、其乐融融的景象。这里不仅呈现出的是自然风物，而且隐约可见的还有牧民们的活动，真是似静而有动，似动而有静。这些牛羊的主人，即勇敢豪爽的敕勒人，给苍茫大地带来蓬勃生机，带来美的意蕴。
这首歌音调抑扬顿挫，歌辞语意浑然，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从语言到意境可谓浑然天成，它质直朴素、意韵真淳。语言无晦涩难懂之句，浅近明快、酣畅淋漓地抒写了游牧民族骁勇善战、彪悍豪迈的情怀。
公元四到六世纪，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处在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先后建立了北魏、北齐、北周等五个政权，历史上称为“北朝”。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根据《通鉴》胡注“斛律金出敕勒”，可知《敕勒歌》是北齐斛律金所唱的“敕勒”民歌。《乐府解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表明这是一篇翻译作品。
《敕勒歌》文本最早见录于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的第八十六卷《杂歌谣辞》。在史书中，最先提到《敕勒歌》的是唐朝初年李延寿撰的《北史》卷六《齐本纪》：东魏武定四年（546年），东魏权臣高欢率兵十万从晋阳南向进攻西魏的军事重镇玉壁（今山西南部稷山县西南），折兵七万，返回晋阳途中，军中谣传其中箭将亡，高欢带病强自设宴面会大臣。为振军心，他命部将斛律金唱《敕勒歌》，遂使将士怀旧，军心大振。《乐府广题》云：“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
《敕勒歌》作者到底是谁，各界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作者就是斛律金，有人认为斛律金只是作者之一，有人则认为斛律金只是已知最早的演唱者，而非作者。还有人认为是斛律金之子斛律光所作，或认为是高欢所作。而一般认为这是敕勒人民间或集体创作的民歌，产生的时期为五世纪中后期。
《敕勒歌》流传很广，其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文学方面，它也是民族文化间互相影响、南北诗风互相融合的实例；也是中华境内各族从征战对抗走向和解交融的历史见证，是一元主体、多元格局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典型个案。后世对《敕勒歌》的学术研究众多，涉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创作年代、创作地域、歌词作者、歌词语言、歌词释文，歌的科学价值，敕勒川的地望，歌与斛律金的关系，敕勒族的命运等方面。有众多学者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如：王达津《〈敕勒歌〉小辨》 （《光明日报》1983年4月12日） ，刘先照《千古绝唱〈敕勒歌〉》 （《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吴庚舜、侯尔瑞《关于〈敕勒歌〉的创作背景、作者及其他》 （《河北师院学报》 1981年第1期） ，永安《民族大融合的瑰宝——关于〈敕勒歌〉的产生和流传》 （《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赵慧文《风光如画一一读〈敕勒歌〉》（《中学语文教学》1982年第5期），周蒙、冯宇《雄浑质朴率真自然——〈敕勒歌〉论析》（《蒲峪学刊》1989年第3期），李丰旺《〈敕勒歌〉确系山西民歌》（《历史大观园》1992年第12期）， 等等。
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能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之曰：“寡人获先人之功，寄于众贤之上，夙兴夜寐，未尝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将以辅治寡人，诚窃嘉之。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欲闻流议者，三年于兹矣。今先生进无以辅治，退不扬主誉，窃不为先生取之也。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听焉。”先生曰：“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者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矣？”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先生试言，寡人将听焉。”先生对曰：“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飞廉、恶来革等。二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雕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虚。放戮贤臣，亲近谗夫。《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呴呴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将俨然作矜庄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深山之间，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齐避周，饿于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戄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先生曰：“接舆避世，箕子被发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燕之间，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故伊尹蒙耽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谊，襃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壹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即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逄、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曰：“嗟乎！余国之不亡也，绵绵连连，殆哉世之不绝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亲节俭，减后宫之费，捐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与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余。囹圄空虚，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
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孔雀尾拖金线长，怕人飞起入丁香。越女沙头争拾翠，相呼归去背斜阳。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
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
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义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为文而吊之，其辞曰：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观乎天下，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死者不复生，嗟余去此其从谁？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於剑铓？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