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删。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成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必。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我开始读李翱的三篇《复性书》时，心里想：这不过是给《中庸》作的注释。聪明人理解“性”的含义，不读《复性书》也知道应当使“性”恢复到中庸，愚笨的人即使读了《复性书》，也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复性书》不作也可以。又读他的《与韩侍郎荐贤书》，认为李翱只是时运不通而愤恨社会上没有推荐自己的人，因此反复述说求贤之事；假如他能得志。也未必这样。然而他把韩愈比做秦汉间好侠行义的一位豪杰之士，也算是善论人了。我最后读了下《幽怀赋》，然后放下书卷赞叹，赞叹后又读，不能停下来。遗憾的是李翱不生于今世，不能与他交往。又可惜自己没有出生在中唐，不能与他共同反复商讨他所提出的问题。
以往与李翱同一时代的所有人，行仁义之道而善于作的没有谁赶得上韩愈。韩愈曾经写过一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荣耀，感叹还没吃上一顿饱饭罢了。推究韩愈的心理，假如让他光显荣耀、生活宽裕，那他就不再感叹了。像李翱就不是这样。他的《幽怀赋》说：“众人喧哗而纷纷退隐，都感叹年老和地位卑下；内省自己的心却不是这样，只担心行圣人之道还有不足之处。”又诧异李世民能用一支军队取得天下，而后代的子孙却不能用全天下的力量收复河北，为此而忧虑。啊！假使当时的人们都改变他们的叹老嗟卑之心而代之以李翱的忧国之心，那么，唐的天下哪能发生动乱和最终灭亡呢？
然而李翱幸好没有出生在当今之世，看到当前发生的事情，那么他的忧虑更严重了。怎么当前的人不知忧虑呢！我在世上，见的人很多了．倘若有一个像李翱那样忧虑国事的，又都是职位低和被朝廷贬斥的人，与李翱相同；其他得意做官的人，一昕到有谁讲忧世的话，不是把他看做狂人，就是把他看做傻子，不是发脾气，就是笑话他。啊！身在其位而自己无忧国之心，又禁止别人，让人都不忧国，真是可叹呀！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记。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这篇文章作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作者时年三十岁，因作《与高司谏书》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欧阳修对当时当政人物“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的作派表示强烈的不满，于是写下了这篇散文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
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
晴开万井树，愁看五陵烟。
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
早知清净理，常愿奉金仙。
广汉张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岁丰人和，幕府无事。顾常病其学门之外，即阻高墉，无以宣畅郁湮，导迎清旷。乃直其南凿门通道，以临白河，而取旁近废门旧额以榜之，且为楼观以表其上。
敬夫一日与客往而登焉，则大江重湖，萦纡渺弥，一目千里；而西陵诸山，空濛晻霭，又皆隐见出没于云空烟水之外。敬夫于是顾而叹曰：“此亦曲江公所谓江陵郡城南楼者邪？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临赋咏，盖皆翛然有出尘之想。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呜呼，悲夫！”乃书其扁曰“曲江之楼”，而以书来属予记之。
时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获。读敬夫之书，而知兹楼之胜，思得一与敬夫相从游于其上，瞻眺江山，览观形制，按楚汉以来成败兴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后举酒相属，以咏张公之诗，而想见其人于千载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顾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则又未尝不矫首西悲而喟然发叹也。抑尝思之：张公远矣，其一时之事，虽唐之治乱所以分者，顾亦何预于后之人？而读其书者，未尝不为之掩卷太息也。是则是非邪正之实，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虽旷百世而相感，使人忧悲愉佚勃然于胸中，恍若亲见其人而真闻其语者，是岂有古今彼此之间，而亦孰使之然哉？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楼者，于此亦可以反诸身，而自得之矣。
予于此楼，既未得往寓目焉，无以写其山川风景、朝暮四时之变，如范公之书岳阳，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
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结修根于重壤，泛清流而擢茎。退润王宇，进文帝庭。竦芳柯以从风，奋纤枝之璀璨。其始荣也，皦若夜光寻扶桑；其扬辉也，晃若九阳出旸谷。芙蓉蹇产，菡萏星属。丝条垂珠，丹荣吐绿。焜焜韡韡，烂若龙烛。观者终朝，情犹未足。于是狡童嫒女，相与同游，擢素手于罗袖，接红葩于中流。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髣髴其为人矣。
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
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四岁丧父，虽家贫而好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任馆阁校勘，两年后因替被贬的范仲淹申辩而被外贬夷陵。后入朝复职，又升知谏院、知制诰等职，赞助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被外放知滁、扬、颍及应天等州府。数年后再度被召回朝，拜官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被卷入濮议之争中，颇受非议。宋神宗即位后力求辞位，出知亳、青、蔡三州，又反对熙宁变法的部分措施。熙宁四年（1071年）得以太子少师致仕，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平生喜好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都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文纡徐委曲，明白易晓，擅长抒情，说理畅达，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诗风雄健清丽，词风婉约有致。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诗词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