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
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如彼雨雪,先集为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之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
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汉高祖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私下串通,逐渐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的事情已经平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您开恩准我告老还乡。”可是还没到彭城,他就因背上痈疽发作而死。苏子说,范增离开得对,若不离开,项羽一定会杀他,只遗憾他没有早些离开。
那么,范增应当因什么事情离开呢?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因此失掉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回答说,不。范增建议杀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说明他还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因此事离去呢?《易经》说:“懂得事情的预兆,那不是很神明吗?”《诗经》说:“观察下雪之前,水汽必定先聚集成霰。”范增离开,应当在项羽杀宋义的时候。陈涉受到拥护,是因为打出了项燕和扶苏的旗帜。项氏的兴起,是因为拥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而诸侯反叛,是因为他杀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范增实为主谋。义帝是否被杀,岂止是关系着楚国的盛衰,也关系到范增的祸福。义帝被杀,范增就没有长久独存之理。项羽杀宋义,是杀害义帝的先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本,难道还要等到陈平去离间吗?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出虫子;人必定先有了疑心,然后谗言才能听得进去。陈平虽说聪明,又怎能离间没有疑心的君主呢?
我曾经评论义帝是天下的贤君。他只派沛公入关而不派遣项羽,在众人之中发掘识别宋义,提拔他做上将军,这样做还不够贤明吗?项羽既然假托义帝之命杀死宋义,义帝必然不能容忍。不是项羽谋杀义帝,就是义帝杀了项羽,这用不着聪明人指点就可知道了。范增当初劝项梁立义帝,诸侯因此而服从,中途谋杀义帝,必不是范增的想法。岂止不是他的主意,他必然极力反对却不被接受。不听他的话而杀死他所拥立之人,项羽怀疑范增,必定是从此时开始的。
在项羽杀宋义时,项羽和范增同为义帝之臣,还没有确定君臣名分。替范增考虑,有能力杀项羽就杀了他,不能杀他就离开他,岂不是很果断的大丈夫吗?范增年纪已经七十,意见相合就留下来,不合就离开,不在此时弄清去留的分寸,却想依靠项羽而成就功名,不明智啊!虽然如此,范增还是汉高祖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去,项羽也不会被灭。唉,范增也是人中的豪杰呀!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
楚汉战争时,项羽摆下鸿门宴,请刘邦赴宴,范增力劝他席间杀死刘邦,项羽不听。后来刘邦的谋士陈平施反间计,离间项羽与谋臣范增的关系,使得范增离开项羽。苏轼年轻时为准备科举应试,他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就此事写了这篇习作。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东风未起,花上纤尘无影。峭云湿,凝酥深坞,乍洗梅清。钓卷愁丝,冷浮虹气海空明。若耶门闭,扁舟去懒,客思鸥轻。
几度问春,倡红冶翠,空媚阴晴。看真色、千岩一素,天澹无情。醒眼重开,玉钩帘外晓峰青。相扶轻醉,越王台上,更最高层。
眼约也应虚,昨夜归来凤枕孤。且据如今情分里,相于。只恐多时不似初。
深意托双鱼。小剪蛮笺细字书。更把此情重问得,何如。共结因缘久远无。
遇得其人,则一言以兴;遇不得其人,则一言遂死。千载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尽养寿命也。唯其不忍为,是以莫肯为,歌咏弹琴,乐而忘死,宜矣。然则东方生盖亦幸而遭遇汉武者也。人谓大隐居市朝,以东方生为朝隐。噫!使非武帝爱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间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