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我本来无心把富贵追求，为什么轻易将家乡抛别身后?空招来山中猿鹤的怨尤，辜负了隐居处的新月凉秋。
囊中的锥子刚想脱颖出头，也不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时候。我根驾着小车回到故乡的林匠．却被豺狼档住了路口。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词人自述他原本无心于富贵功名，不知为何竟离开家乡走上官场这条道路。“轻”乃轻率、任性的意思，包含着深切的自责和懊恼。
“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词人弃家出仕，错过了薜萝秋月的山中美景，连猿、鹤也为他惊忧、怨怒。“猿惊鹤怨”借用了《北山移文》中的典故来表达自己的高尚气节。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一句，词人以囊锥自喻，嘲讽自己看不清时势，在这种世道下居然硬要出头。“囊锥出头”在这里化用毛遂自荐的典故，此处指的却是十年前词人上书指斥秦桧之事。此句的感情全都维系在“刚”与“不道”上面。按照张相在《诗词曲语辞汇释》中的解释，“刚”是刚硬、直白的意思，“不道”的意思则是不想、不甚了解。词人当年正值年轻气盛、无所顾忌的年纪，因为不顾世道黑暗、抨击权贵，才落得如此下场。
“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词人满怀悔恨，想如陶渊明那样“或命巾车，或掉孤舟”，不问世事，归隐田间，然而词人悲哀地发现，路上有豺狼当道，令自己想归而不得。“豺狼当辙”，也即豺狼当道，语出《东观汉纪·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豺狼”在这里指首恶、权奸，词人以此比喻高居相位、把持朝政的秦桧，揭露了其党同伐异、迫害忠良的丑恶嘴脸。
该词上阕展示了词人对出仕为官的懊恼以及对山中归隐生活的向往，然而词人的感情不限于此，表面上以埋怨、自责的口吻表达自己的悔恨，实际上却是在表达自己“宁赴东海而死”，也不愿“处小朝廷求活”的气节。
南宋王明清《挥尘录·后录》卷十：“邦衡在新兴尝赋词，郡守张棣缴上之，以谓讪谤。秦(桧)愈怒，移送吉阳军编管。”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如胡邦衡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
何处？几叶萧萧雨。湿尽檐花，花底无人语。
掩屏山，玉炉寒。谁见两眉愁聚倚阑干。
海燕参差沟水流，同君身世属离忧。
相携花下非秦赘，对泣春天类楚囚。
碧草暗侵穿苑路，珠帘不卷枕江楼。
莫惊五胜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
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
雨深秋寂莫，愁引病增加。
咽绝风前思，昏朦眼上花。
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
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江楼楚馆，云闲水远。清昼永，凭阑翠帘低卷。
坐上客来，尊前酒满。歌声共、水流云断。南枝可插，更须频剪。莫直待西楼、数声羌管。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犷悍无赖，犯法当死，变姓柳，之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久之，过江，云间有儒生莫后光见之，曰：“此子机变，可使以其技鸣。”于是谓之曰：“说书虽小技，然必句性情，习方俗，如优孟摇头而歌，而后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期月而诣莫生。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欢咍嗢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以为相见之晚，使参机密。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宁南不知书，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者，无不与宁南意合。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从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
亡何国变，宁南死。敬亭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
胡铨（1102年-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中国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名臣，庐陵“五忠一节”之一，南宋四大名臣之一。
胡铨于1128年，中进士，授文林郎、抚州军事判官。1135年，授枢密院编修官。1138年，秦桧主和，胡铨上疏力斥和议，乞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声振中外，因此遭贬，编管新州，后更移至吉阳军（今海南三亚）。1156年，秦桧卒，胡铨量移衡州。孝宗即位后，起知饶州，历官至权兵部侍郎。1164年，胡铨上书力反“隆兴和议”，后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归庐陵，从事著述。1180年，胡铨逝世。
胡铨为人慷慨有气节，常敢言人之所不敢言，他还通晓绘画艺术。胡铨推崇韩愈、欧阳修，主张以文“传道”。他的代表作有《上高宗封事》，为主战派名文，文章一出，主和派失色。还著有《应诏言事状》《应诏集议状》等文。杨万里为他的文集作序云：“先生之文，肖其为人。其议论闳以挺，其叙记古以则，其代言典而严，其书事约而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