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臣胡铨,谨斋沐裁书,昧死百拜,献于皇帝陛下。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斯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肯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敌势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万万矣!倘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是明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归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谩不敢可否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渎天威,甘俟斧钺,不胜陨越之至!
南宋绍兴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胡铨,恭敬地素食斋戒,沐浴净身,裁纸修书,冒着死罪行跪拜大礼,奉献于皇帝陛下:
臣谨慎地考察过,王伦本是一个不正派的小人,街市的无赖,不久前由于宰相没有眼力,因而推荐他去使金。他专干欺诈的勾当,欺骗皇上,突然得了这一美差,天下人都切齿唾骂。现在他无故招来敌使,以诏谕江南为名,这是想使我宋朝治下成为他们的臣妾,想使我宋朝成为刘豫这样的人。刘豫侍奉金国,当了傀儡皇帝,自以为能够子孙万代不可动摇地传下去,而金人一下改变了主意,捉了他们,刘豫父子沦为囚徒。殷鉴不远,可王伦又想要陛下效法了。
宋朝的天下,是宋朝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坐的天子之位,是祖宗的天子之位。如何能把祖宗的天下变为金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帝位变为金人小国的王位呢?陛下只要一下跪,那祖宗庙社的神灵,就将被夷狄所污;数百年宋朝治下的百姓,就都要沦为异族的臣民;朝廷官员就都成为陪臣;天下的士大夫,就都要撕毁冠冕,改穿胡服。今后豺狼有永不满足的需求,怎么知道他们就不会以对待刘豫那样的无礼来对待我们?三尺童子最无知,可是要指着猪狗叫他们下拜,他们也是会发怒的;现在这金人,就是猪狗,堂堂天朝,一致朝猪狗下拜,难道连孩子都感到羞耻的事,而陛下也忍心去做吗?
王伦的意见是:“我朝君臣只要向金人一下跪,徽宗的灵柩就可以回来,韦太后也可以回来做太后,钦宗也可以回来,中原地区也可以恢复。”啊,自从金人南下以来,主和派人物,哪个不以这种说法来诱惑陛下呢?可是最终却没有一个应验,这些金人实情的虚伪就可以明白了。陛下还不觉悟,耗尽人民财物也毫不顾恤,忘记国家大仇而不报。受辱忍耻,让天下人去臣服异族,甘心于此。就假定敌人一定肯议和,完全如王伦所说的那样,天下后世又会说陛下是怎样的君主呢?何况敌人变诈百出,而王伦又以诡计帮助他们。这样,徽宗的灵柩是一定不会送还的,太后、钦宗皇帝也是一定不能回来的,中原也是决不可得的。而此膝一屈,就不能再伸,国势衰落,就无法再振,只能为它恸哭流涕而长长叹息了!
当初陛下秘密从海道辗转南下,危如累卵。当时尚且不愿北面向敌称臣,何况现在国势稍又强盛,诸将竭尽锐气杀敌,士卒渴望奋起抗战,比如前不久敌人到处侵扰,刘豫入侵,就被岳飞击败于湖北襄阳,被韩世忠击败于江苏江都,被杨沂中击败于安徽定远,被赵立击败于江苏淮阴,这比起当初的辗转海上的危急形势,就已是胜过万万倍了。如果不得已用兵,我们难道就会居于敌人之下吗?现在陛下无故反要臣服金国,要委屈陛下的尊严,去向金国朝廷下拜。三军战士,不战而士气就已衰竭了。这就是鲁仲连仗义不尊秦为帝的原因,不是顾惜尊秦为帝的名声,而是痛惜天下的形势不应该如此。现在内至百官,外至军民,众口一言,都要吃了王伦的肉,谤议纷纷,陛下不听,就恐天下一旦有变,祸患将无法预料,臣私下认为不斩王伦,国家的存亡将不可知。
虽说是这样,王伦还是不足为道的,秦桧身为心腹大臣却也这样做。陛下有尧舜的资质,但秦桧不能使陛下如尧舜,却要使陛下当后晋的石敬瑭。最近礼部侍郎曾开等人引古人所说道理批评秦桧,秦桧就严厉地斥责说:“侍郎知道古人的事,难道我就不知道吗?”这样,秦桧坚持错误,凶狠固执,已是可以看出的了。而秦桧还建议让御史台、谏院官吏来公议议和可否,这是他害怕天下人指责自己,因而让大臣们一起分受舆论的谴责。有识之士都以为朝中无正人。唉,可惜啊!孔子说:“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要披散头发,穿着左边开襟的衣服了。”管仲只是霸者的辅佐大臣,尚且能把异族之地变为中原百姓之地。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让中原的百姓归人异族之乡,那么,秦桧不单是陛下的罪人,实在也是古人管仲的罪人。近来孙近因附和秦桧,于是得授参知政事。天下人向往太平,如饥似渴,而孙近这个伴食中书,全不敢对任何事情说一句“可”或“不可”。秦桧说:“敌人可讲和。”孙近也说:“可讲和。”秦桧说:“天子当拜。”孙近也说:“当拜。”我曾到政事堂,问了几个问题,可孙近都不回答,只说:“已让御史台、谏院侍从讨论了。”啊,协助办理国家大事,白白用来充数已到如此地步,假如敌人长驱直入,还能阻止敌人的冲击、抵御敌人的侵侮吗?臣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可斩。
为臣不过是枢密院一个充数的编修官,民族大义告诉我不能和仇敌同立于天底下。我的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把这三人斩首,悬首示众,然后拘留敌使,指斥他们的无礼,再慢慢来出兵讨伐有罪的敌人,这样三军将士,不用打仗就会士气倍增。不然的话,臣就宁赴东海而死,岂能在金国的小朝廷苟求活命?小臣狂妄冒犯天威,甘愿等待杀头的处罚,臣不胜惶恐。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宋建立以后,宋高宗赵构对女真族的侵扰,始终采取妥协求和的苟安政策。一些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文官武将在人民群众抗金热潮鼓舞下,反对求和,进而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赵构即位之初也曾做出一些抗金的姿态,以主战派李纲为相,但时间不长。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次年八月迫于舆论压力,把秦桧罢相,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复又起用秦桧,自是专主和议。秦桧遣王伦再使金国奔走谋和。王伦回朝时,金国遣官为“江南诏谕使”到南宋议事将南宋视为其附属国,激起了文臣武将的纷纷反对。主战派代表人物张浚、韩世忠、岳飞等立场非常鲜明。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议和,岳飞说“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当时,身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怒不可遏,认为必须立斩秦桧、王伦、孙近的头,狠狠打击投降派,才能振奋民心士气,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这个奏本。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
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
然以京师之浩穰,及有未尝经从处,得之于人,不无遗阙。倘遇乡党宿德,补缀周备,不胜幸甚。此录语言鄙俚,不以文饰者,盖欲上下通晓尔,观者幸详焉。
绍兴丁卯岁除日,幽兰居士孟元老序。
风雨替花愁。风雨罢,花也应休。劝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谢,明年花谢,白了人头。
乘兴两三瓯。拣溪山好处追游。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镀环故锦縻轻拖,玉𥫽不动便门锁。
水精眠梦是何人?栏药日高红髲𩭝。
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门九关。
轻身灭影何可望, 粉蛾帖死屏风上。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家虽贫,不至寒馁;年虽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
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筐,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往往乘兴,屦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竿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间赋诗约千馀首,岁酿酒约数百斛,而十年前后,赋酿者不与焉。
妻孥弟侄虑其过也,或讥之,不应,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鲜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设不幸吾好利而货殖焉,以至于多藏润屋,贾祸危身,奈吾何?设不幸吾好博弈,一掷数万,倾财破产,以至于妻子冻馁,奈吾何?设不幸吾好药,损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目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不犹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环酿瓮,箕踞仰面,长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怀诗》云:
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
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
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
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
吟罢自晒,揭瓮拨醅,又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于时开成三年,先生之齿六十有七,须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顾谓妻子云:“今之前,吾适矣,今之后,吾不自知其兴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