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城南，冲黄尘，丹旌电烻鼓雷震。
勍敌猛，戎马殷，横阵亘野若屯云。
仗大顺，应三灵，义之所感士忘生。
长剑击，繁弱鸣，飞镝炫晃乱奔星。
虎骑跃，华眊旋，朱火延起腾飞烟。
骁雄斩，高旗搴，长角浮叫响清天。
夷群寇，殪逆徒，馀黎落惠咏来苏。
奏恺乐，归皇都，班爵献俘邦国娱。
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野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野，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
千古涟漪清绝地。海岱楼高，下瞰秦淮尾。水浸碧天天似水。广寒宫阙人间世。
霭霭春和一海市。鏊戴三山，顷刻随轮至。宝月圆时多异气。夜光一颗千金贵。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以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而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终始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成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夫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主庙祀孔氏，庙又不理。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室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为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故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竹实满秋浦，凤来何苦饥。
还同月下鹊，三绕未安枝。
夫子即琼树，倾柯拂羽仪。
怀君恋明德，归去日相思。
何承天（370年～447年），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南朝宋著名的思想家、天文学家。西晋右卫将军何伦侄孙。何承天五岁丧父，由母亲抚养，师从舅父徐广，东晋末年先后任辅国府参军、浔阳太守等职。南朝任尚书载丞。因触犯权贵遭到诬陷罢官；后宋文帝下密旨改授吏部郎，何承天因泄密旨被罢。之后死于家中，享年七十八岁。
何承天曾奏改《元嘉历》，订正旧历所订的冬至时刻和冬至时日所在位置，一直通行于宋、齐及梁天监中叶，在我国天文律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论周天度数和两极距离相当于给出圆周率的近似值约为3.1429，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能弹筝，复擅弈棋，著作有《达性论》、《与宗居士书》、《答颜光禄》、《报应问》等。曾奉命撰修《宋书》，书未成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