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 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在数千里以外，时常得到您老人家的来信，安慰我的长久想念，这已经十分幸运了。竟然还承蒙您赠送礼物，那么我更要用什么来报答呢？您在信中表达的情意十分恳切，说明您没有忘记我的老父亲，从而也可以知道老父亲是很深切地想念您老人家的。
至于信中以“上下要互相信任，才能和品德要与职位相符合”的话教导我，正是我所亲切感受到的。我的才能和品德与职位不相符，本来我就知道的。至于不能做到上下相互信任的弊病，在我的身上表现得更厉害。
且看当今社会上所说的上下信任是怎么一回事呢？当他从早到晚骑马去权贵人家的门口恭候的时候，守门的人故意为难不肯让他进去，他就用甜言媚语装作妇人的姿态，把袖里藏着的金钱偷偷地塞给守门人。守门人拿着名帖进去之后，而主人又不立即出来接见，他就站在马棚里，与仆人和马匹相处，臭气熏着衣服，即使是饥饿寒冷或闷热得无法忍受，也不肯离去。一直到傍晚，那个先前曾经接受金钱的守门人出来对他说：“相公疲劳了，谢绝会客，客人请明天再来吧。”到了第二天，他又不敢不来。晚上他披衣坐等，一听到鸡叫就起来洗脸梳头，骑着马跑到相府门口，守门人发怒地说：“是谁？”他便回答说：“昨天的客人又来了。”守门人又怒气冲冲地说：“你这个客人倒来得这样勤！难道相公能在这个时候出来会客吗？”客人心里感到受耻辱，只有勉强忍耐着对守门人说：“没有办法啦！姑且让我进去吧！”守门人再次得到他送的一笔钱，才起身放他进去。他又站在原来站过的马棚里。幸好主人出来了，在客厅上朝南坐着，召他进去见面，他就慌慌张张地跑上去，拜伏在台阶下。主人说：“进来！”他便拜了又拜，故意迟迟不起来，起来后就献上进见的金银。主人故意不接受，他就一再请求收下；主人故意坚决不接受，他就再三请求。然后主人叫手下人把东西收起来，他便拜了又拜，故意迟迟不起，起来后又作了五六个揖才出来。出来他就对守门人作揖说：“多亏老爷关照我！下次再来，希望不要阻拦我。”守门人向他回礼，他就十分高兴地跑出来。他骑在马上碰到相识的朋友，就扬起马鞭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我刚从相府出来，相公待我很好，很好！”并且虚假地叙述受到接待的情况。因此与他相识的朋友，也从心里敬畏他能得到相公的优待。相公又偶尔对别人说：“某人好，某人好。”听到这些话的人也都在心里盘算着并且一齐称赞他。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信任，您老人家说我能这样做吗？
对于前面所说的权贵人家，我除了过年过节例如伏日、腊日投一个名帖外，就整年不去。有时经过他的门前，我也是捂着耳朵，闭着眼睛，鞭策着马匹飞快地跑过去，就象后面有人追逐似的。这就是我狭隘的心怀，因此经常不受长官欢迎，而我则更加不顾这一切了。我常常发表高谈阔论：“人生遭际都是由命运决定的，我只是守自己的本份罢了！”您老人家听了我的这番话，或许不会嫌我过于迂腐吧！
家乡多次遭遇灾祸，不能不触动旅居在外的人的愁思。至于您老人家的怀才不遇，也使我心情悲伤而有所感触。上天赋于您的才德是很优厚的，不要说您老人家不愿轻易抛弃它，就是天意也不愿让您轻易地抛弃啊。希望您安心等待吧！
这篇书信的主体部分是作者与刘一丈谈论“上下相孚”。本来，在刘一丈给宗臣的信中，是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相教诲的，宗臣在这个问题上深有感触，所以在复信中就专门论之。为了集中笔墨论“上下相孚”，所以他只用“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寥寥九个字，把“才德称位”问题轻轻带过，然后以“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二句转入论题，紧接着以“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句故意设问，于是转出大段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采用正面说理的办法来说明“上下相孚”问题，而是塑造了一对“上下相孚”的典型，通过活灵活现的典型形象，揭示当时所谓“上下相孚”的真相，从而抨击了腐朽龌龊的封建官僚政治。其揭露的深度和鞭挞的力量，都较正面论说深刻、猛烈得多。
首先，作者具体而微地描绘了一个小官僚用灵魂和金钱向掌权的“相公”干谒拍马，从而获得“上下相孚”的全过程。从“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至“客请明日来”，是写这个小官僚的初次干谒。尽管他作尽媚态，吃尽苦头，从“日夕”而至“抵暮”，终于还是被赶了出来，干谒未成。“即明日又不敢不来”至“大喜，奔出”，写其再次干谒，喜获成功。从“马上遇所交识”至“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是写小官僚干谒成功之后的得意忘形，而大相公亦稍有“某也贤”的赞誉，于是乎实现了“上下相孚”，关系融洽了。
在这个全过程中，作者活现了两个卑鄙龌龊的人物形象。一是作为“客”的小官僚。作者写了他的两次干谒，从不同的角度透视了他的灵魂。初次干谒，他是“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用“策马”表现其急于奔走权门；“门者故不入”，他便“甘言媚词作妇人状”，且“袖金以私之”，小官僚拍马谄媚的丑态，已露端倪。对“门者”尚且如此作态，对主人将会如何？果然，进门之后，自作卑贱，“立厩中仆马之间”，虽然“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如此直至“抵暮”。作者就是这样把所要贬斥的人物放在这样肮脏的、常人不堪忍受的环境里，以审视其灵魂。至此，这个小官僚的奴颜媚骨已毕露无遗。但作者并未就此罢休，而是跌宕一笔，让“门者”把他赶了出来，于是乃有次日黎明的再次干谒。作者写这次干谒，也同样使用了夸张、讽刺的笔法，写他唯恐误了时间而夜不敢寐，“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在受了“门者”的奚落之后，虽然心中“耻之”，但又“强忍而与言”，并再次用金钱买通了“门者”，这才得以“起而入之”。进门之后，仍然站在昨天站过的马厩中，等候召见。及至被召见，其丑态更接连而出：先是“惊走匍匐阶下”，接着是“再拜，故迟不起”，然后是“上所上寿金”，最后是“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这样完成了进谒之礼，于是，“大喜，奔出”。出门之后，立即一反常态，狐假虎威，神气非凡起来：“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厚我”叠用，其得意忘形之状，掬之可出。至此，则完成了对这个小官僚的形象刻画：为干谒权贵，寻找靠山，而急急遑遑，夜不成寐；及见权贵，巴结靠山，奴颜媚骨，狗彘不如；干谒成功，有了靠山，立即飞扬跋扈，炙手可热，令人“心畏”。作者刻画的另一形象便是作为权势代表的“相公”。刻画这一形象，虽着墨不多，但能切入骨髓。如作者写他接受“寿金”的情态：“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纳之。”文字很少，却把这个大相公贪赃受贿而又故作清廉的神态活画了出来。“故”与“故固”是揭画皮的关键字眼，讽刺意味也极强；叠用“某也贤”，并在“某”与“贤”之间嵌一“也”字以舒缓语气，表现了大相公老气横秋、胸有城府的神态，与小官僚的“厚我厚我”急于炫鬻的小人口吻适成对比。除这一对形象之外，作者写到“门者”，只是稍稍带过，但其贪横、势利的丑态便神情毕肖。作者刻画人物的本领是高明的：取其神而遗其貌，抓住最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行为、语言，寥寥数语，即可奏效。作者写下级小官僚对上级相公的干谒，取的时间是“日夕”和黎明。选取这两个时间干谒尚须有如此之等待，其他时间则可想而知；“相公倦，谢客矣”，不必理解为相公故意摆架子，而是实写相公接待事务之繁剧，亦可见干谒者之多；“饥寒毒热”四字，更包含了各种情况下的干谒活动；至于文中的一个小官僚和一个大相公，也只是各从其类中选取的典型而已。凡此，都可以看出本文的概括力。
再者，作者在以较多的篇幅绘声绘色地写完了“上下相孚”之后，转回笔墨，写了自己与“权门”、“长吏”的不相孚，展示了另一种形象性格。对同一个“权门”，作者的态度与前者完全相反：“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即使长期“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这种刚正不阿，耻于干谒，不向权势豪门低头的骨气，与那些专事干谒求进的官僚适成对比。文章的批判力量，是非观念，正是蕴涵在这种对比之中。至此，作者把“上下相孚”与不“相孚”的真相实情已向刘一丈陈述清楚，而作者的立场、爱憎亦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正是权奸严嵩父子专权时期，一般士大夫阿谀逢迎，于谒求进，奔走于严氏之门。所以这篇书信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直接指斥了严氏父子专擅朝政、结党营私的罪行，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官僚集团内部的污浊与丑恶，对后世也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作者生活的时代，是严嵩父子掌权时期。他们权倾朝野，陷害忠良，许多士大夫在其淫威下丧失了廉耻气节，纷纷投人其门下。面对这种情况，作者借写给他父亲的朋友刘一丈的回信而批判当时政坛风气。
公暇频陪尘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
轩车更共入山脚，旌旆且从留渡头。
精舍泉声清㶁㶁，高林云色淡悠悠。
谈终道奥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楼。
芸台先生执事。不奉教命，忽逾四年，感恋之私，未间时日。先生政高两粤，威播八蛮，勋业之彪炳，声闻之熏烁，海内之人，莫不诵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巳。
本朝论文，多宗望溪，数十年来，未有异议。先生独不取其宗派，非故为立异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奋其独见也。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五都之市，九达之衢，人所共由者也；昆仑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锦绣之饰，文采之辉，人所能致者也，云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为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无决堤破藩之识者，耒足穷高邃之旨；无摧锋陷阵之力者，未足收久远之功。纵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尽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众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
夫先生之意，岂独无取于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尽有当也。虽然，学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岩、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见其为尽非也。学秦汉者优矣，而李北地、李沧溟等竟未有一获，未见其为尽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请得以毕陈之。
盖文章之变，至八家齐出而极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齐出而始衰。谓之盛者，由其体之备于八家也，为之者各有心得，而后乃成为八家也；谓之衰者，由其美之尽于八家也，学之者不克远溯而亦即限于八家也。夫专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失有三：韩退之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尚矣。柳子厚则深于《国语》，王介甫则原于经术，永叔则传神于史迁，苏氏则取裁于《国策》，子固则衍派于匡、刘，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规仿其辞，遂可以为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汉人莫不能文，虽素不习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为文也。忠爱之谊，悱恻之思，宏伟之识，奇肆之辨，诙谐之辞，出之于自然，任其所至而无不咸宜，故气体高浑，难以迹窥。八家则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过甚，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及相如、子云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赡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醲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宋贤于此不察，而祖述之者，并西汉瑰丽之文而皆不敢学。此其失三也。
且彼嘉谟谠议，著于朝廷，立身大节，炳乎天壤，故发为文辞，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学之者，无其抱负志节，而徒津津焉索之于字句，亦末矣。此专为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而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亦有之，不克多见。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学者必失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汉，亦茫无津涯。然既得门径，而犹囿于八家，则所见不高，所挟不宏，斯为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又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此在会心者自择之耳。然苟有非常绝特之才，欲争美于古人，则《史》、《汉》犹未足以尽之也。夫《诗》、《书》，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经为文，亦徒出入于《诗》、《书》，他经则未能也。夫孔子作《系辞》，孟子作七篇，曾子阐其传以述《大学》，子思困于宋而述《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为《礼记》。岂独义理之明备云尔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其好学者，必实有得于此，而后能明道以修辞。于是乎从容于《孝经》以发其端，讽诵于典谟训诰以庄其体，涵泳于国风以深其情，反复于变雅、《离骚》以致其怨。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左氏》之宏富，《国语》之修整，益之以《公羊》、《谷梁》之情深。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大戴记》之条畅，《考工记》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扬雄之切实。如是而又以为未足也，则有老氏之浑古，庄周之骀荡，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劲直，韩非之峭刻，孙武之简明，可以使之开涤智识，感发意趣。如是术艺既广，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则有《吕览》之胲洽，《淮南》之瑰玮，合万物百家以泛滥厥辞，吾取其华而不取其实。如是众美既具，而更改以尽其变也，则有《山海经》之怪艳，《洪范传》之陆离，《素问》、《灵枢》之奥衍精微，穷天地事物以错综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侈。凡此者，皆太史公所遍观以资其业者也，皆汉人所节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学道，则几于杂矣；以之为文，则取精多而用愈不穷，所谓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为之者也。而变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犹未足为神明其技者也。有志于文章者，将殚精竭思于此乎？抑上及《史》、《汉》而遂已乎？将专求之八家而安于所习乎？夫《史》、《汉》之于八家也，其等次虽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后，非先兰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称何自乎？自归安茅氏始也。韩退之之才，上追扬子云，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与苏子由同列于八家，异矣。韩子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
吾乡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义法，其气味高淡醇厚，非独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较之子由，亦似胜之。然望溪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于《史》、《汉》矣，学欧、曾而有得，卓乎可传，然不能进于古者，时艺太精之过也，且又不能不囿于八家也。望溪之弊与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与？然其大体雅正，可以楷模后学，要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也。学《史》、《汉》者由八家而入，学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则不误于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绝特之才也。夫非常绝特之才，必尽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开独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于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将摩昆仑之高，探渤海之深，焕云霞之章，扬日星之色，恢决堤破藩之识，奋摧锋陷阵之力，用之于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辞，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则所谓增美古人者，庶几其有在焉。然其后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预熟也。刍荛之见，皆先生所已知，不揣固陋，渎陈左右，且以当面质也。斯文寥落甚矣，唯先生可闻斯言，唯开敢为此言。伏惟恕狂简之咎，而加之以致，幸甚。
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
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是哭襄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
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布怒，将扑之。杨朱曰：“子无扑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吾兄诗酒继陶君，试宰中都天下闻。
东楼喜奉连枝会，南陌愁为落叶分。
城隅渌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云。
取醉不辞留夜月，雁行中断惜离群。
宗臣（1525年—1560年），字子相，号方城山人，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官至福建提学副使。
宗臣与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