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日：“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背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间，及于其家，皆日：“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付度而后从事。凡令之期，民勤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惰，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
步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尝与其部将魏感、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日：“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
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日：“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
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
柳侯，河东人，讳宗元，字子厚。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其辞曰：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
侯乘驹兮人庙，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干秔。稳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罗池庙，就是祭祀已经过世的柳州刺史柳宗元的地方。柳侯做柳州刺史的时侯，不轻视那个地方的百姓，用礼教法度去教育改变他们，经过三年，百姓各自勤奋努力，说：“我们这个地方虽然远离京城，但我们也是天子的子民，现在上天给派来仁爱的柳侯，如果还不顺从教化，我们就不是人。”于是老人孩子互相教学汉话，不违背柳刺史的政令。凡是要做什么事，从他们的乡里刘他们各家各户，都说：“我们的刺史听到了，会不会心里满意呢?”没有不揣测之后才去做。凡是政令规定的期限，老百姓都努力赶着去实现，不分先后，一定按他的时限。于是老百姓已经得到治理，公家的赋税也没有亏欠，逃亡流窜的人也纷纷回来，乐于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居住有了新房子，代步的有新船，池塘园林清洁整齐，猪牛鸭鸡长得肥壮繁殖增多；儿子遵守父亲的教训，妻子顺从丈夫的意志，嫁女娶亲丧葬，各有规矩礼法；在外面互相间仁爱，在家里互相间父慈子孝。
他初到的时侯老百姓很贫穷，常有子女做为抵押去借贷，到时侯不能够赎取，就要被没收为家奴。柳侯到来后，按照国家的老规矩，用帮工来抵借债，全部争取回到自己家。又兴修孔子庙，城里城外小巷大街，都加以治理修筑使得端端正正。又栽种了许多好树，柳州的百姓都非常高兴。一次他曾经与他的部属魏忠、谢宁、欧阳翼在驿亭饮酒，对他们说：“我被时代抛弃，寄身在这里，和你们交好。明年我就要死去，死后会成为神。三年之后，建座庙宇祭祀我。”到第二年真的死了。
过了三年的七月辛卯日，柳侯降临在州府的后堂，欧阳翼等人看到他就跪拜。这天晚上托梦给欧阳翼说：“在罗池旁边给我建庙宇。”这个月的吉日良辰庙建成，举行隆重的祭祀。路过此地的客人李仪喝醉了酒，在庙上有轻视侮辱举动，立刻得了病，扶出庙门外就马上死了。
第二年春天，魏忠、欧翼派谢宁来京城，请求我写出柳侯的事迹刻在庙碑石上。我说柳侯，活着能给老百姓恩惠，死后还能降福消灾，来保桔那个地方，可以称做神灵了。我作了一篇迎享送神诗，送给柳州的人民，使他们歌吟来祭祀柳侯，并且刻在庙碑石上。
柳君，河东人，名宗元，字子厚。贤明能写文章，曾经在朝做官光辉显耀。不久遭到摒弃不任用。碑辞说：
荔枝红啊香蕉黄，和蔬菜一同啊送进君的庙堂。君的船啊插着两边旗帜，渡到中流啊，迎着风在停泊等待。君不见降临啊，不知道我的悲伤。君乘坐骏马啊进入了庙堂，安慰我们百姓啊，不皱眉头展笑颜。鹅山与柳江 [7]，桂树聚集啊白石头整齐。君早上出游啊到晚归来，春天与猿歌吟啊，秋天与白鹤齐飞。北方的人啊，对君说短道长。千秋万岁啊，不要与我远离。赐福给我啊赐寿给我，驱逐恶鬼啊在山的左边。平地没有水淹的苦楚啊，高山没有稻子枯竭。稻子可以当做羡余啊，蛇和蛟盘曲而伏。我们百姓向君报告事情啊，像过去一样不懈怠，从今往后啊世世代代敬仰。
此文非铭罗池神之文，而是吊柳宗元之篇。先追叙柳侯柳州实政，再记柳民口述，表明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作者继承孔子宗旨，不语怪神，反对迷信，而为文称颂神灵者，是痛惜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而已。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是文章第一妙境，与韩文雄奇浑厚风格略异；而其迎送神诗，又和屈原风格相近，足见作者取精用宏、不主一格的文风。
同时此文也有几点巧妙之处，其一文风奇，以宗元文风写宗元之事。韩愈这篇文章在风格上完全模仿宗元的文风，如同他为孟郊、樊绍述等人所作的墓志铭那样，用其人文风写其人之事，读之令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而且体现出作者“既陶铸古人。又陶铸今人，取他人之长，成一家之言”的“取精用宏”作风。
二是评论巧，极力抒发对宗元“不为世用”的不平。作者在文章中用宗元在南方“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柳民皆悦喜”等语。与“北方之人，为侯是非”相对照，既表达了作者的感慨，又抨击了中唐的腐败政治，可谓借物抒怀、寓意深刻。
三是叙述妙，文章层见叠出，逻辑清晰。如文中为宗元立庙的叙述，先借宗元之口说出“明年吾将死，死后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作为辅垫；接着用宗元神灵显圣，托梦部属，使立庙成行；然后在庙成大祭时，以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即死，表明宗元“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的灵气，给人以顺理成章之感。
柳宗元是韩愈的政坛挚友，也是与他共同倡导古文、改革文坛的战友，是中唐古文运动的统帅和主将。两人志同道合，成为刎颈之交。唐长庆三年（823年），韩愈五十六岁，为尚书吏部侍郎，应柳州官吏所邀，为其挚友撰作此文。
里中有盲童，操日者术，善鼓琴。邻有某生，召而吊之曰：“子年几何矣？”曰：“年十五矣。”“以何时而眇？”曰：“三岁耳。”“然则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冥焉而趋。不知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峙，容貌之妍丑，宫室之宏丽，无乃甚可悲矣乎？吾方以为吊也！”
盲者笑曰：“若子所言，是第知盲者之为盲，而不知不盲者之尽为盲也。夫育者曷尝盲哉？吾目虽不见，而四肢百体均自若也，以目无妄动焉。其于人也，闻其音而知其姓氏；审其语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陂以为步之疾徐，而亦无颠危之患。入其所精业，而不疲其神于不急之务，不用其力于无益之为，出则售其术以饱其腹。如是者久而习之，吾无病于目之不见也。今夫世之人，喜为非礼之貌，好为无用之观。事至而不能见，见而不能远，贤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不能释，利害之来不能审，治乱之故不能识；诗书之陈于前，事物之接于后，终日睹之而不得其意，倒行逆施，伥伥焉踬且蹶而不之悟，卒蹈于罗网，入于陷阱者往往而是。夫天之爱人甚矣，予之以运动知识之具，而人失其所以予之之意，辄假之以陷溺其身者，岂独目哉！吾将谓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趋，天下其谁非盲也？盲者独余耶？余方且睥睨顾盼，谓彼等者不足辱吾之一瞬也。乃子不自悲而悲我，不自吊而吊我！吾方转而为子悲为子吊也。”
某生无以答。间诣余言，余闻而异之，曰：“古者瞽、史教诲，师箴，瞍赋，朦诵，若晋之师旷、郑之师慧是也。兹之盲者，独非其伦耶？”为记其语，庶使览之者知所愧焉。
孟春之月，惟岁权舆。和风初畅，有穆其舒。驾言东道，陟彼城楼。逍遥远望，乃欣以娱。平原博敞，中田辟除。嘉麦被垄，缘路带衢。流茎散叶，列绮相扶。水幡幡其长流，鱼裔裔而东驰。风飘颻而既臻，日暗暧而西移。望旧馆而言旋，永优游而无为。
大人乞马癯乃寒，宗人贷宅荒厥垣。
横庭鼠径空土涩，出篱大枣垂珠残。
安定美人截黄绶，脱落缨裾暝朝酒。
还家白笔未上头，使我清声落人后。
枉辱称知犯君眼，排引才升强絙断。
洛风送马入长关，阖扇未开逢猰犬。
那知坚都相草草，客枕幽单看春老。
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
欲雕小说干天官，宗孙不调为谁怜？
明朝下元复西道，崆峒叙别长如天。
轨息陆途初，枻鼓川路始。
涟漪繁波漾，参差层峰峙。
萧疏野趣生，逶迤白云起。
登陟苦跋涉，䁹盼乐心耳。
即玩玩有竭，在兴兴无已。
枕函香，花径漏。依约相逢，絮语黄昏后。时节薄寒人病酒，刬地梨花，彻夜东风瘦。
掩银屏，垂翠袖。何处吹箫，脉脉情微逗。肠断月明红豆蔻，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