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天下女子的多情,难道还有像杜丽娘那样的吗?梦见那位情人就得病,一病便弥留不起,以至亲手描绘自己的画像传于世后就死了。死去三年,又能在冥冥之中寻求到所梦的人而复生。像杜丽娘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有情之人。她的情在不知不觉中激发起来,而且越来越深,活着时可以为情而死,死了又可以为情而生。活着不愿为情而死,死而不能复生的,都不能算是最深的感情。梦中产生的情,为什么一定不是真的呢,天下难道还缺少这样的梦中之人吗?一定要挨到男女同床了才算是成亲,等到挂冠辞官后才感觉安全的,都是只看事情表面的说法。
记述杜太守事迹的故事,模仿了晋代武都太守李仲文、广州太守冯孝将儿女恋爱的传说,我稍加改动而写了这个剧本。至于杜太守拘押拷打柳梦梅,也就象汉代睢阳王拘押拷打谈生了。
唉,人世的事情,不是人世所能理解透彻的。自己不是学问贯通古今的人,所以常常用理去加以推究了。只是一味强调从理的角度看此事一定没有,又怎么知道从情的角度看一定存在呢?
汤显祖之所以被明末自命为卫道士的夫子们恨之入骨,视之为毒蛇猛兽者非它,端为《牡丹亭》一剧耳。所以直到清代,还有些笔记,说亲眼看到汤显祖因《牡丹亭记》败坏礼教而在阴曹地府下油锅上刀山。
那些连篇鬼话,无非证明汤显祖罪该万死。在理论上驳他不倒,也无权下一道禁演停演的法令,“革命”的大字报此时尚未发明,就只好出此下策了。明知没有人置信,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别的高明办法,就这样胡乱说一通。可恶固然可恶,却也可怜。在汤显祖写《牡丹亭记》之前,他的诗文和奏疏已经捅了不少乱子了。现在居然仍旧不肯安分守己,在世俗的眼光中,原是无法理解的。看来,汤显祖对这个题材,对这个主题,对这个“一生爱好是天然”的杜丽娘,在感情上已经爱之甚深,到了自己无法控制的程度了。一旦到了他在这篇题词中所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程度,要他放下笔来,那是不可能的了。
汤显祖既写了《牡丹亭记》,深恐别人予以曲解,因此又写题词。题词公开宣称:“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就是为《牡丹亭记》一个剧本作辩护,矛头所指是为一切“恒以理相格”的“通人”,所树的对立面是一大群人“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是汤显祖的快人快语。任何卫道君子,要在梦中绝对排除七情六欲的干扰也是困难的。曹操、秦桧之类也难免有冤魂向之索命的梦,这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古人对心理学虽缺乏研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还是说出了一些道理的作者在剧本中,也写了一个“以理相格”的通人,名叫陈最良,是杜丽娘的塾师。所不同者,这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道貌岸然的伪装还有一定的限度,不像汤显祖在政治生涯、文艺生涯所遇到的那些通人那样面目狰狞罢了。
《牡丹亭记题词》和《牡丹亭记》都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都闪耀着“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对于人的价值重新认识的思想光辉,和西方的莎士比亚的剧作的人文主义思想东西互为映衬,不约而同,堪称奇迹。可悲的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代”随着明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所导致的明代的灭亡而夭折了。人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围绕着“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作些文字游戏般的诠释而已。如此等等。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汤显祖也就显得格外伟大。杜丽娘成了“有情人”的典型,也造就了无数扮杜丽娘的表演艺术家。个别的杜丽娘在“梦”中相会的也许是外国的柳梦梅,这不能要求汤显祖负责的。因为不演戏,不扮杜丽娘的女性,也会做这种梦的。
汤显祖的剧作《牡丹亭》,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即从遂昌辞官归还临川后不久。《牡丹亭》以杜丽娘与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为线索,塑造了为追求幸福爱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形象;作者歌颂具有天下之至情的杜丽娘,并以“梦中之情,何必非真”一语,肯定了这种虚构的理想王国,以及青年男女对于传统礼教的大胆反抗,从而使全剧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此文当亦作于此时。
臣门衰祚薄,少遭险舋,行年三岁,严父早亡,慈母鞠育,哀惸相养。臣又尪羸,少多疾病,零丁孤苦,仅得成人。老母悯臣孤蒙,恐不负荷,教诲师氏,训以义方,家贫无资,纺绩以给束修,衣褐并出母指。臣既无姊妹。寡有兄弟,衡门独立,唯形与影。母子相视,惸惸靡依,罹此艰虞,历二十岁,臣稍以成立。忝迹朝班,薄禄微资,始期色养,私情获遂,母子相欢。殃罚不图,老母见背,攀号何及,泣血涟洏。于时日月非宜,权殡京兆,岁序迁速,于今集年。臣本贯河东,坟隧无改,先人邱垄,桑梓犹存。母亡客居,未归旧土,宿草成列,拱树荒凉,兴言感伤,增以崩咽。今卜居宅兆,将入旧茔,明年吉辰,最是良便,除此之际,未有克期。臣谬齿王人,职在驱役,今岁奉使,已至居延,单行虏庭,绝漠千里,臣虽万死,无答鸿恩,恐先朝露,有负眷知。伏惟陛下仁隐自天,孝思在物,哀臣孤苦,降鉴幽冥,使臣来年,得营葬具,斩草旧域,合骨先坟,保送羁魂,获申子道,乌鸟之志,获遂私情。迁窆事毕,驰影奔赴,虽即殒殁,甘心无憾。
麦浪翻晴风飐柳,已过伤春候。因甚为他成僝僽?毕竟是春迤逗。
红药阑边携素手,暖语浓于酒。盼到园花铺似绣,却更比春前瘦。
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
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