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
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
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
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
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洁白的桂布好似白雪，柔软的吴绵赛过轻云。
桂布多么结实，吴绵多么松厚，做件袍子穿，身上有余温。
早晨披着坐，直至夜晚；夜晚盖着睡，又到早晨。
谁知道在这最冷的寒冬腊月，全身竟暖得如在阳春。
半夜里忽然有一些感想，抚摸着棉袍，起身逡巡。
啊，男子汉看重的是救济天下，怎么能仅仅照顾自身！
哪里有长达万里的大袍，把四方全都覆盖，无边无垠。
个个都像我一样安稳温暖，天下再没有受寒挨冻的人。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新制布裘》这首诗首先写了用“桂布”“吴绵”做成的布裘有多么温暖，即使是在“严冬月”，也能保持身体温暖好像置身于春天一样，对于这样的衣服，这样的生活，作者当然是满意的，但是诗人并不就此满足，由于心中时时以天下百姓为念，故在“中夕”的时候，诗人依然不能安睡，而是“抚裘起逡巡”，想起了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大丈夫处世当利国利民，不能够只为自己一人而苦心经营。所以，诗人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发出“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呼喊。作者由自己一身饱暖推而广之，联想到天下人，这种精神比起那些只满足与一己之私，不管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要高尚不知多少倍了。
《新制布裘》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两首诗有相似之处，它们都表现了作者对于穷苦人民的可贵的同情心和深厚的感情，都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宋代黄彻在《䂬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观点未免不太精当。《新制布裘》诗中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感，不过此诗是诗人在生活安逸的背景下写的，自己衣食温饱没有生活的忧虑，推而广之，希望天下所有人都能像自己一样，是推身利而利人，此与杜甫的不爱一身而爱天下相比，感染力明显不如后者，打动人心的程度也明显不如后者。但是，无论如何，白居易和杜甫作为封建时代正直的有良知的文人，能够超越个人狭小的范围，关注百姓，关心天下，这比起些那贪官污吏，不知民间疾苦的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进步的，具有人民性的，都是值得赞扬的。
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此诗约作于唐宪宗元元和元年（806年），是年冬天，作者新制布裘，一时有感，写了这首关怀人民生活、表现政治抱负的诗；另一说此诗约作于元和六年（811年）至八年（813年）之间，当时作者为母守孝居渭河北岸的渭村，经常与劳动人民接近，严冬时，由自己过着舒适的生活而想到广大人民的无衣无食，产生同情而作此诗。
十五入汉宫，花颜笑春红。
君王选玉色，侍寝金屏中。
荐枕娇夕月，卷衣恋春风。
宁知赵飞燕，夺宠恨无穷。
沉忧能伤人，绿鬓成霜蓬。
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
鹔鸘换美酒，舞衣罢雕龙。
寒苦不忍言，为君奏丝桐。
肠断弦亦绝，悲心夜忡忡。
衰发萧萧老郡丞，洪州又看上元灯。
羞将枉直分寻尺，宁走东西就斗升。
吏进饱谙箝纸尾，客来苦劝摸床棱。
归装渐理君知否，笑指庐山古涧藤。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意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桃蹊惆怅不能过，红艳纷纷落地多。
闻道郭西千树雪，欲将君去醉如何。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余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刦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齐田单诈骑刦，卒败燕军，复收七十余城以复齐。
燕王悔。惧赵用乐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刦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措，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余教，而骤胜之遗事也。闲于甲兵，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返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返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顺于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乃至弃群臣之日，遗令诏后嗣之余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可以教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于江而不改。”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立志苦读。唐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802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罢校书郎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等职，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经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遭诽谤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22年，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晚期的白居易在洛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于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现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在政治领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国思想，为唐朝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白居易在文学上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强调了诗歌的“美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