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落悲南国,城高见北辰。
飘零犹有客,经济岂无人。
鸟过风生翼,龙归雨在鳞。
相期俱努力,天地正烽尘。
草木凋落,在南国更觉悲伤。在高高的城上,望到了北极星辰。
漂泊在外的游子还大有人在,治理国家难道就真的没有人了吗?
一旦有了机会,我就会像鸟儿顺着风,加速翱翔,像神龙一样,带雨归来。
我们相约共同努力,因为天下正处于战乱之中,需要我们出手恢复安宁。
诗的首联提挈全篇,是全诗抒情的出发点。“木落悲南国”,一个“悲”字为全诗定下了基调,同时也点明时在秋令。从《离骚》:“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可以想见,诗人是由草木零落想到美人迟暮、国事衰败因而发出悲叹。诗人站在高高的城楼上,仰望高空,只见众星环绕着北斗星旋转。这不禁使他想到孔子的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可是,现实是“登城望神州,风尘暗淮楚。江山带睥睨,烽火接楼橹。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登西城门》)这句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
颔联由望中众星拱卫北辰引出登临者的思绪。诗人是一个有怀抱的人,曾道:“策勋万里,笑书生、骨相有谁曾许?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从这里可以设想,诗人此次出游的目的,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察社会形势,以便待时而举;二是为了寻求志同道合的“经济”人才,共同实现理想。“经济岂无人”,既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又含对刘将军、杜文学的期望,有力地表达了诗人的坚强信念。
接着诗人在颈联中写出了自己待时而举的愿望。“鸟过风生翼,龙归雨在鳞。”一旦有了顺风的时机,这只“风云未便,未容黄鹤轻举”的鸟儿,就会像添上新的翅膀一般翱翔。从这里可以看出生于乱世的高启,在对自己归宿的取舍上,是把火候看得老一些的。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张士诚即占领了他的家乡吴县,开始了对苏州十年的统治。当他的好友们纷纷投奔张氏幕府并且劝他仕张的时候,他却婉言谢绝了。这是由于“风云未便”,他不愿“轻举”的缘故。“龙归雨在鳞”,一朝风云际遇,诗人就要像神龙一样,行云行雨,比喻逢时奋进。
尾联“相期俱努力,天地正烽尘。”诗人和刘将军、杜文学互相约好,一起努力,收拾这“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的烽火连天、战尘滚滚的局面。从这一联中可以看出,这位被“文字狱”腰斩的诗人,决不是那种放弃社会责任,坐等天下太平的“纷纷儿女”辈。
全诗由一个“悲”字领起,抒发了忧国忧民、相期报国的壮怀,表现了一个身处乱世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固有的高贵品质。诗题“晚登西城”,但诗人并没有着力于杭州如画的夜景的描绘,而把重点放在抒情上。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联想来抒发情怀,由“城高见北辰”而想到《论语》里的话,由这些话想到“经济”人才,由经济人才想到待时而举,由待时而举想到烽尘滚滚的时事和相期报国的志愿。全诗采用五律形式,语言平实,境界开阔,格调高迈。
元末明初,群雄并起,天下纷乱,给社会和百姓带来深重灾难。这种现实,促使高启写下一系列反映社会动荡,渴望天下安定的感乱诗,这首《与刘将军杜文学晚登西城》正是其中一首
诗绛彩娇春,苍筠静锁,掩映夭姿凝露。
花腮藏翠,高节穿花遮护。
重重蕊叶相怜,似青帔艳妆神仙侣。
正武陵溪暗,淇园晓色,宜望中烟雨。
暖景、谁见斜枝处。
喜上苑韶华渐布。
又似瑞霞低拥,却恐随风飞去。
要留最妍丽,须且闲凭佳句。
更秀容、分付徐熙,素屏画图取。
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登薄躯于宫阙兮,充下陈为后庭。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圣明。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成。既过幸于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离以自思。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阎之为邮;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历年岁而悼惧兮,闵蕃华之不滋。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岂妾人之殃咎兮,将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罪邮。奉共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共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
重曰: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菭,中庭萋兮绿草生。广室阴兮帏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感帷裳兮发红罗,纷綷縩兮纨素声。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惟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已独享兮高明,处生民兮极休。勉虞精兮极乐,与福禄兮无期。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倦闻子规朝暮声,不意忽有黄鹂鸣。
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
目极千里无山河,麦芒际天摇青波。
王畿优本少赋役,务闲酒熟饶经过。
此时晴烟最深处,舍南巷北遥相语。
翻日迥度昆明飞,凌风斜看细柳翥。
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
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
闭声回翅归务速,西林紫椹行当熟。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