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
劫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我乘船过太平洋见雨雾迷茫横贯亚洲美洲，远处水天相连浪涛好象在荡涤天地向东流去。
戊戌政变后的劫余人物不会被历史浪潮涤荡尽，今天我又怀着改革社会的雄心壮志作远游。
这首诗据说是在革命斗争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作者写此诗作为联络暗号用的。
诗的起句就点题，并表现出一股恢宏的气势：天宇之大，一雨能够延绵亚美二洲。也就是说，在太平洋上遇到的雨，既洒落在此去之美洲上，又洒在已离之亚洲上。此去的美洲如何，暂时按下。已离之亚洲，则令诗人浮想联翩，绾今及古，于是以“浪淘天地入东流”承接，第一二句联系紧密，结构更显紧密。而第二句把雨中的亚洲大地那种壮阔的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人设想那洒在亚洲中华国土上的雨，必定激起滔天巨浪，滚滚东流，“浪陶天地”，这是何等的气魄，“入东流”，则又指明了了天地运行的真理，也预示着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定当掀起一波铺天盖地的巨浪。而这句诗又自然而然地与苏东坡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怀古》）联系起来。但诗人并不苟同于坡仙的怀古伤今，于是转出新意：“却余人物淘难尽。”“却”字关联上句，使本句意思格外突兀：自信自己虽是戊戌劫余的人物，但决不会像千古风流人物那样，瞬息即被历史之波浪长流所淘尽。但也就是这种突兀，更能将作者自己与古代的风流人物之间那种反差体现出来，于是，诗的最后一句“又挟风雷作远游”，便表示了自己壮志未泯，此番远游美洲决不消极逃遁，而是另有一种风雷大志包藏胸中。风雷本是一种自然天象，风雷大作则宇宙震颤，以往的古诗中常用以表示大有作为之意，而作者正是要借风雷这种惊天动地的现象来表明自己立志开创一番宏图伟业的决心。此句在这里，出自一个在戊戌变法中遭到惨败的重要人物之中，这种反差更震撼人心。
整首诗托雨写志，表现了作者并不因为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退缩，胸怀远大目标，一往无前的精神。由平常的景带出不平常的情。立足于太平洋之上，遥视亚美二洲；身处政治逆境之中。而思及古今，更展望未来。境界开阔，情怀高远，有一种奔放热情溢于字里行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变法宣告失败，诗人逃往日本。第二年，即1899年，诗人往游美洲，乘船过太平洋，遇雨有怀，而写下这首七绝。
疏篱曲径田家小，云树开清晓。天寒山色有无中，野外一声钟起、送孤篷。
添衣策马寻亭堠，愁抱惟宜酒。菰蒲睡鸭占陂塘，纵被行人惊散、又成双。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也？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为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宫殿转霏微。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
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
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园，见大者小者，有状类者，故书赋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绕园而细履。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阁青横，远来照水。如高堂之上，见罗幕兮，垂乎镜里。木势党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达，低者如跂。松数十株，切切交风，如冠剑大臣，国有急难，庭立而议。竹林外裹兮，十万丈夫，甲刃摐摐，密阵而环侍。岂负军令之不敢嚣兮，何意气之严毅。复引舟于深湾，忽八九之红芰，姹然如妇，敛然如女，堕蕊黦颜，似见放弃。白鹭潜来兮，邈风标之公子，窥此美人兮，如慕悦其容媚。杂花参差于岸侧兮，绛绿黄紫，格顽色贱兮，或妾或婢。间草甚多，丛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风猎日，如立如笑兮，千千万万之容兮，不可得而状也。若予者则谓何如？倒冠落珮兮，与世阔疏。敖敖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隐居者乎。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广府名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