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翩翩数骑闲猎，深入黑山头。极目平沙千里，惟见雕弓白羽，铁面骏骅骝，隐隐望青冢，特地起闲愁。
汉天子，方鼎盛，四百州。玉颜皓齿，深锁三十六宫秋。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不减翠娥羞。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
塞外的太阳已经落下了，狂风呼啸地袭卷着人们身着的战袍。几位兵士带着弓箭，策马深入黑山头。极目远眺，茫茫千里黄沙，一望无际，空旷的天地里只有几位行猎的好手携雕弓，佩白羽，表情严肃，如风驰电掣般策马飞奔。隐隐约约竟仿佛望见了夜色里的昭君陵，心里波澜起伏。
汉家天子正当青春年盛，汉家天下幅员辽阔，洋洋四百州，民殷国富。然而，天子竟不能凭借实力巩固国防，靠一位苦命的宫女去“和蕃”。朝堂上不是没有经天纬地的奇才，边境上更不缺少镇守一方的良将，可“和蕃”一事还是照例进行，将天下社稷的安危托付于一女子之手，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如今边疆地区太平、和睦，皇上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词的上片主要描写边地骑兵驰骋射猎的雄壮场面。古人每以“猎”指称战事，“闲猎”实际就是进行军事操练。落日、劲风渲染出紧张的战斗氛围。平沙千里提供了辽阔的习武场景，弓箭骏马烘托出骑士的飒爽英姿。循此理路当展开对国力军威的铺陈，高扬英雄主义的风采。不料“隐隐”以下折人了由昭君的青冢引起的“闲愁”，其实此“愁”不但非“闲”，相反是对国运的深长忧思。
下片即是其所思的内容，在堂皇的颂词下蕴含着辛辣的讽刺。皇帝贵为天子，统有天下，后官佳丽，供其享用；庙堂有治国的贤相，边疆有善谋的良将：没想到国家的安定却要靠小女子的和亲换来。“不减”一句将此前的堂堂国威全部扫却，其犀利简直使大宋君臣无地自容。结尾二句又复归歌功颂德之词，极尽揶揄挖苦，矛头直指皇帝。回观上片所写的骑射场景，可知它只是词人的想象之境，现实的情况是君王纵乐、文恬武嬉，边备废弛，只能以割地赔款来求得苟安于一时。有鉴于此，词人才会以下计大段的讽刺感慨系之，以与上片的理想之境构成强烈对比。
值得指出的是，联系山谷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讽刺矛头是直接指向变法派的。这‘时期的诗歌中山谷表现出与当政者断然不合作的态度，时露鄙夷讥讽，其例证彰彰具在，可以参观。尤其可堪玩味的是，王安石有咏昭君的《明妃曲二首》，当时和者甚众。山谷由昭君这热门话题而兴感作词，也在情理之中。王安石在诗中称“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在王安石可能是要故作惊世骇俗之论，而这或许也是引发山谷深思的触媒之一。
北宋时期，在金国兴起之前，中华大地上长时间是宋、辽、夏鼎足而立的局面，可是堂堂大宋却是懦弱而受屈辱的一方。宋真宗景德元年末（1005年1月），宋与辽在澶州定下“澶渊之盟”，宋每年向辽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景德三年（1006年），在党项族首领攻占西北大片领土的情况下，宋朝反而封他为西平王（这时还没有建立大夏国），每年“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国扬言要发大军南下，仁宗不敢抵抗，派大臣到辽求和，答应每年再赠给银10万两，绢10万匹。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底，宋军在连续惨败后向西夏求和，又每年“赐”银5万两，绢13万匹，茶叶2万斤，令在各节日和元昊生日共“赐银2万两，银器2千两，绢、帛、衣著等2万3千匹，茶叶1万斤”。宋朝皇帝在强敌压境，虎视眈眈的形势下，不图富国强兵，一味地屈膝求和，企图用金钱来购买和平。须知乞讨来的和平，用金钱买来的和平都是不能巩固的。北宋亡于此，南宋也亡于此。这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历史教训。黄庭坚有见于此，所以他在词中提出：“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就不应当采取这样的下策。在词的结拍中他说这样的政策只能使“戎虏和乐”，而“圣主永无忧”则是反话，因为这种政策不可能产生“永无忧”的结果。这样的“主”也不是“圣主”。黄庭坚两次被谪贬，他在词中借古喻今对国家大事委婉陈词，可见其良苦用心。
此词作年已难确考。山谷早年在针砭时弊方面颇具胆识，从其对边事的关注及其批判锋芒看，它只能作于在北方为官的时期。有论者以为此词作于词人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期间（1072年—1079年）。
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
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
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
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
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一颗樱桃樊素口。不爱黄金，只爱人长久。学画鸦儿犹未就。眉尖已作伤春皱。
扑蝶西园随伴走。花落花开，渐解相思瘦。破镜重圆人在否。章台折尽青青柳。
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以谪仙自称，世称金华仙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黄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中国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
黄庭坚自幼聪颖好学，记忆力惊人，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调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尉知太和县（今江西泰和）。元丰八年（1085年）庭坚为承议郎，参加校定《资治通鉴》，主持编写《神宗实录》。哲宗时元祐八年（1093年），黄庭坚进为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1094年），知宣州（今安徽宣城）、鄂州（今湖北武汉）。章惇、蔡卞劾其所修实录多诬，遭贬谪。同年底，被贬为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别驾，安置在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崇宁二年（1103年），朝中形势又大变，诏令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的文集。同年十一月，被除去官衔，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州市）。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黄庭坚在饥寒交迫中凄凉离世，享年61岁。
黄庭坚对宋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作思路有迹可循，甚讲法度，便于学习，所以其追随者很多。早年以文章诗词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以杜甫为宗，讲究修辞造句，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多写个人日常生活，风格奇崛，为江西诗派开创者。著作有《豫章黄先生文集》《山谷琴趣外篇》（《山谷词》）。黄庭坚“涤亲溺器”的感人孝行，被载入中国古代二十四孝，成为中华儿女的典范而世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