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杯万里过沧溟，遍礼名山适性灵。
深夜降龙潭水黑，新秋放鹤野田青。
身无彼我那怀土，心会真如不读经。
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
智藏僧乘着小舟不远万里远涉重洋，走遍名山以礼求法，修养心性。
终于学成，像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变黑，像支遁那样，在新秋的田野上把鹤放飞。
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就不必再读经书。
我倒要问一问中华求道学佛的人，有几个能够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和佛学造诣。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这首诗是诗人赠给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人智藏的。诗人的一生，可谓与佛教有缘。早年他随父寓居嘉兴，拜江南著名诗僧皎然和灵澈为师，初步受到佛学的启蒙和熏陶，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为人为诗都影响深远。《笺证》按云：“此诗虽无时地可考，据编诗之次第及诗中遍礼名山一语，似是作者在连州时作。”而此诗又编于连州之《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海阳湖别浩初师》诸作中间，其作于连州当无疑也。
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犹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
绿满山川闻杜宇。便做无情，莫也愁人苦。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
小斋潇洒颇宜贫。清有竹、静无尘。俗子不敲门。只风月、烟霞是邻。古瓶清雅，寒梅疏瘦，昨雨忽纷纷。尚有一枝春。快报与、南厅主人。
权衡之平物，动则轻重差，其于静也，锱铢不失。水之鉴物，动则不能有睹，其于静也，毫发可辨。在乎人，耳司听，目司视，动则乱于聪明，其于静也，闻见必审。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也。
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有文纪于壁末。营其西偏作堂，户北向，植丛竹，辟户于其南，纳日月之光。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云。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
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其后三年，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又六年，始见其叔彝叟京师。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稿见属为叙。又十三年，乃克为之。
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论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此身虽贱道长存，非谒朱门谒孔门。
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
垂纶雨结渔乡思，吹木风传雁夜魂。
男子受恩须有地，平生不受等闲恩。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籍贯存在江苏徐州、河南洛阳、浙江嘉兴三种说法，自言系出中山（今河北定州），自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 ，其先祖为中山靖王刘胜（一说为匈奴后裔）。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刘禹锡出生于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初任太子校书，迁淮南记室参军，后入节度使杜佑幕府，深得杜佑的信任与器重。杜佑入朝为相，刘禹锡亦迁监察御史。贞元末年，加入以太子侍读王叔文为首的“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唐顺宗即位后，刘禹锡参与“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屡遭贬谪。会昌二年（842年），迁太子宾客，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追赠户部尚书，葬于荥阳。
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白居易并称“刘白”，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留下《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刘禹锡的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著有《刘梦得文集》《刘宾客集》。诗集十八卷，今编为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