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之平物，动则轻重差，其于静也，锱铢不失。水之鉴物，动则不能有睹，其于静也，毫发可辨。在乎人，耳司听，目司视，动则乱于聪明，其于静也，闻见必审。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也。
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有文纪于壁末。营其西偏作堂，户北向，植丛竹，辟户于其南，纳日月之光。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云。
用称来称量东西的时候，如果晃动不稳定，称出的结果就会有误差。但是在平静的时候称量物体，则结果就会分毫不差。水面可以照见物体，如果水波不平，那么就照不见物体的影子，但在水波平静的时候，水中之影毫发可辨。对于人来说，耳朵可以听，眼睛可以看，如果运动不定的话，那么眼耳都将不会听清看清。在人安定之时，眼耳就能很好地看清听清了。这就说明，如果人不为外界的动乱所迷惑，则他的心就很平静，心静就能做到思维清楚，能够肯定对的，否定错的，他的行为也将是正确的。然而赞扬好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不好的就使人觉得好像是故意说坏话讥笑人家。然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错误，则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好的，正确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加以表扬又能给君子增加什么更多的光彩呢？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加以观察，不如说，其中“非非”，也就是批评错误的地方更为重要。
我到洛阳的第二年，正逢重新修缮河南府官署，我曾作文《河南府重修使院记》一篇刻于墙上。在它的西边还营建了一间厅堂，门户向北，种植了几丛竹子，并开了窗户在南墙上，以使房子得见日月之光。设置了一张几案一张床，书架上陈放着几百卷书，早晚我就居住在这间房屋中。因为这里很幽静，可以静心休息，阅览古代书籍以对照现今，思考各种问题。因此我把这间屋子叫作非非堂。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文章作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是年欧阳修二十六岁，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当时正逢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很多正直之士无法得到重用，欧阳修便是其中一员，出于对时局的不满和担忧他写了这篇《非非堂记》。
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齐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灸，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至旦不觉，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以；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称善相属。
春风吹碧，春云映绿，晓梦入芳裀。软衬飞花，远随流水，一望隔香尘。
萋萋多少江南恨，翻忆翠罗裙。冷落闲门，凄迷古道，烟雨正愁人。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乐乎此也。居斯乐，不乐不居也。居而不乐，不乐而不去，为自欺且为欺天。盖君子耻食其食而无其功，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乐，吾有吐食、脱服□逃天下之讥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驭也。今日欲适秦，明日欲适越，天下谁我御？故居而不乐，不乐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驭其形，而况能以驭他人？
自唐以来，天下士大夫争以排释老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于吾士大夫之间者，往往自叛其师以求其容于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来而接之以礼。灵师、文畅之徒，饮酒食肉以自绝于其教。呜呼！归尔父子，复尔室家，而后吾许尔以叛尔师。父子之不归，室家之不复，而师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传》曰：“人臣无外交。”故季布之忠于楚也，虽不如萧、韩之先㿿，而比丁公之贰则为愈。
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圆㿿院大治。一日为予道其先师平润事，与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请予为记。予佳聪之不以叛其师悦予也，故为之记曰：
彭州龙兴寺僧平润讲《圆㿿经》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润之来，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聪，聪又合其邻之僧屋若干于其院以成。是为记。
天阁英游，内朝密侍，当世荣遇。汉守分麾，尧庭请瑞，方面凭心膂。风驰千骑，云拥双旌，向晓洞开严署。拥朱轓、喜色欢声，处处竞歌来暮。
吴王旧国，今古江山秀异，人烟繁富。甘雨车行，仁风扇动，雅称安黎庶。棠郊成政，槐府登贤，非久定须归去。且乘闲、孙阁长开，融尊盛举。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四岁丧父，虽家贫而好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任馆阁校勘，两年后因替被贬的范仲淹申辩而被外贬夷陵。后入朝复职，又升知谏院、知制诰等职，赞助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被外放知滁、扬、颍及应天等州府。数年后再度被召回朝，拜官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被卷入濮议之争中，颇受非议。宋神宗即位后力求辞位，出知亳、青、蔡三州，又反对熙宁变法的部分措施。熙宁四年（1071年）得以太子少师致仕，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平生喜好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都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文纡徐委曲，明白易晓，擅长抒情，说理畅达，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诗风雄健清丽，词风婉约有致。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诗词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