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但不可以把心意留滞于事物中。如果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把它看作是快乐的事情,即使事物特异也不会成为祸害。如果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成为祸害,即使是特异的事物也不会感到快乐。老子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物使人口伤,骑马打猎使人心发狂。”但是圣人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这四样东西,也是暂且用来寄托心意罢了。刘备有雄才大略,却性喜织毛物。嵇康恬静寡欲,却喜爱打铁。阮孚狂放不羁,却喜爱蜡制的鞋子。这难道有什么音乐美色和香气吗?但他们终生喜欢而不厌弃。
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和画了。然而到了那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么它的祸害就说不完了。钟繇发展到因此吐血盗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发展到因此互相猜忌,桓玄发展到打仗时还把书画装在船上带在身边,王涯发展到把书画藏在夹墙内,都是由于小孩子玩的把戏害了他们的国家,害了他们的身体。这就是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带来的祸害。
原来我在年少的时候,也曾经喜好这两样东西。家里所有的都担心失去,别人所有的又担心不给我。不久就自我嘲笑说:我看轻富贵而看重书画,看轻生死而看重书画,岂不也是厚薄轻重颠倒错误,丧失自己的本心吗?从这以后就不再那样喜好了。看见喜欢的书画虽然也想再收藏它,然而被人取走了,也不再感到可惜。就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为什么不愉快地接受它,等到消失之后就不再记挂它了呢?”于是书画二物就常常带给我快乐而不会成为祸害。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比赛,平日里也排斥精美的食品,弃绝远离歌舞和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又建了宝绘堂在私宅的东边,用来储蓄全部的书画,并要求我写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我担心他弄不好会像我年少时的爱好,所以写这篇文章告诫他,希望可以使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以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以物易其性”(《骈拇》),“弃身以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以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以“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以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以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以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以物损身,以物伤性,所以“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以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以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以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根据清人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这篇文章作于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二十日。当时苏轼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诜的家里建造“宝绘堂”,收藏历代书画,请苏轼写一篇记文。在《乌台诗案》“与王诜作宝绘堂记”曰:“熙宁五年内,巩(指王巩)言王诜说贤兄与他作《宝绘堂记》,内有‘桓灵宝之走舸(原文作“桓玄走舸”)王涯之复壁,皆留意之祸也。’嫌意思不好,要改此数句,轼答云:‘不使则已’,即不曾改。”时间恐有误,当以作于熙宁十年为是。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消魂别而已。
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
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诋。
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
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
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
八月龙沙雪花起,橐驼垂腰马没耳。
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
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
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沫为雨。
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
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壮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
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
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不用燃犀下照,未必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 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若国亡,不过十年。十年, 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 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郁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冲荡濆激以败土石。是特老妇老圃者之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则又吾所不识也。且所谓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则吾既陈于前矣;人也,则乏财用而取亡者,不有他术乎?而曰是川之为尤!又曰:“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愈甚乎哉!吾无取乎尔也。
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一步儿一扇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
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