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把锅刷洗干净,少添些水,让木柴头冒起烟但却不要着起火焰。等它自己煨熟不要着急,火候到了味道自然佳美。黄州上好的猪肉,价格便宜得就像买泥土。贵人们不愿吃,穷人们又不会煮。早晨起来吃上两碗,我自己吃得饱饱别人管不着。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净洗铛”,虽然是说做好烹调的准备,其实这正是做事或修养身心时虔诚、认真态度的体现。煮肉如此,做一切事情,均须如此。读者可以从这小心翼翼的“净洗铛”中,窥见苏轼平时修养身心之严谨、真诚。“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苏轼告诉读者,具体实践中,每个环节都要做得稳妥,仔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透过这一丝不苟的准备与实际操作,看到的不只是烹调本身,而是对待人生、修炼自身的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了。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煮猪肉,只要方法得当,缓缓煨炖,到了时候,它自然滋味醇厚,美不可言。这两句,说的是煮肉,而当读者联想到人生的时候,不是正好发现,它切中了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人生弊端。人生的成熟感悟,是需要时间的。好大喜功、心浮气躁,可能得到一时的“战果”,其实是失败的结局。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猪肉这司空见惯的食物,人们并不觉得里边有什么奥秘可寻;像炖煮猪肉这样的家常之事,人们也容易忽略探讨其中精益求精的可能性。苏轼的叹息,除了猪肉本身之外,另有一种可供联想的可惜之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种种事物时,或不肯,或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并挖掘其潜力。读者应该从他的叹息中理解猪肉之情以外的深意——真善美就在人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创造美乃是人们大有潜力可挖的人生使命与快乐。联想到苏轼在《答毕仲举书》里把吃猪肉比为修养身心的象征,将那虚无缥缈的“龙肉”之类的玄谈加以摒弃的哲理思考,读者或许能更深层理解“黄州好猪肉”这四句诗歌的另一番味道。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正因为对亲自创造的烹调艺术十分满意,所以作者竟吃了“两碗”。 “两碗”,不但写出了胃口的满足,更写出了心灵的惬意。作者仿佛早就料到了他人的议论与惊诧,他风趣地说,我吃猪肉,腹满心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界对我的褒贬尽可置之度外。了解佛学的读者知道佛家最讲“心安”,强调看轻外物(包括他人的议论)、重视内心的安定,因此可以说,苏轼的这一“饱得自家君莫管”之平淡结尾,其实是展现了他的佛学等方面的修养,蕴涵了深刻的人生感悟。
在吟《储肉颂》之时,苏轼并没有对他的“猪肉观”的人生思考做刻意的诠释、解说,而全在一片笔墨神行之间,有意无意透露着他的佛学诸方面之修养与对佛学的借鉴。
苏轼此诗题的《储肉颂》三字,看似滑稽,实际是在幽默中蕴涵了严肃的主题的。作者的颂,当然包括了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对自身的烹调创新方面的自得;但是当读者了解了苏东坡当时的艰难处境,就会在诗人享受美味的背后,朦胧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在为人处世方面永远追求更高远深刻的情味的,将日常生活与理性思考达到“知行合一”理想的哲人。尤其是作者将烹调艺术与人生超越的理想有机结合为一体,为人们做出了典范——猪肉,是猪肉本身,又像是别的什么。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生乐观豁达的苏轼到黄州后,“微官”一身轻,畅游长江赤壁,写下了《赤壁赋》等名作。公干之余,他带领家人在城东一块坡地耕种以贴补家用,正是在和乡民的接触中,苏轼发现当地猪肉非常便宜,于是爱做红烧肉的他即兴写下了《猪肉颂》。

谁道阴山行路难。风毛雨血万人欢。松梢露点沾鹰绁,芦叶溪深没马鞍。
依树歇,映林看。黄羊高宴簇金盘。萧萧一夕霜风紧,却拥貂裘怨早寒。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
俱怀鸿鹄志,昔有鶺鴒心。
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
达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日课四条,同治十年金陵节署中日记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能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馀,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濯足夜滩急,晞发北风凉。吴山楚泽行徧,只欠到潇湘。买得扁舟归去,此事天公付我,六月下沧浪。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
制荷衣,纫兰佩,把琼芳。湘妃起舞一笑,抚瑟奏清商。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莫遣儿辈觉,此乐未渠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