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把锅刷洗干净，少添些水，让木柴头冒起烟但却不要着起火焰。等它自己煨熟不要着急，火候到了味道自然佳美。黄州上好的猪肉，价格便宜得就像买泥土。贵人们不愿吃，穷人们又不会煮。早晨起来吃上两碗，我自己吃得饱饱别人管不着。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净洗铛”，虽然是说做好烹调的准备，其实这正是做事或修养身心时虔诚、认真态度的体现。煮肉如此，做一切事情，均须如此。读者可以从这小心翼翼的“净洗铛”中，窥见苏轼平时修养身心之严谨、真诚。“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苏轼告诉读者，具体实践中，每个环节都要做得稳妥，仔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透过这一丝不苟的准备与实际操作，看到的不只是烹调本身，而是对待人生、修炼自身的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了。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煮猪肉，只要方法得当，缓缓煨炖，到了时候，它自然滋味醇厚，美不可言。这两句，说的是煮肉，而当读者联想到人生的时候，不是正好发现，它切中了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人生弊端。人生的成熟感悟，是需要时间的。好大喜功、心浮气躁，可能得到一时的“战果”，其实是失败的结局。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猪肉这司空见惯的食物，人们并不觉得里边有什么奥秘可寻；像炖煮猪肉这样的家常之事，人们也容易忽略探讨其中精益求精的可能性。苏轼的叹息，除了猪肉本身之外，另有一种可供联想的可惜之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种种事物时，或不肯，或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并挖掘其潜力。读者应该从他的叹息中理解猪肉之情以外的深意——真善美就在人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创造美乃是人们大有潜力可挖的人生使命与快乐。联想到苏轼在《答毕仲举书》里把吃猪肉比为修养身心的象征，将那虚无缥缈的“龙肉”之类的玄谈加以摒弃的哲理思考，读者或许能更深层理解“黄州好猪肉”这四句诗歌的另一番味道。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正因为对亲自创造的烹调艺术十分满意，所以作者竟吃了“两碗”。 “两碗”，不但写出了胃口的满足，更写出了心灵的惬意。作者仿佛早就料到了他人的议论与惊诧，他风趣地说，我吃猪肉，腹满心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界对我的褒贬尽可置之度外。了解佛学的读者知道佛家最讲“心安”，强调看轻外物（包括他人的议论）、重视内心的安定，因此可以说，苏轼的这一“饱得自家君莫管”之平淡结尾，其实是展现了他的佛学等方面的修养，蕴涵了深刻的人生感悟。
在吟《储肉颂》之时，苏轼并没有对他的“猪肉观”的人生思考做刻意的诠释、解说，而全在一片笔墨神行之间，有意无意透露着他的佛学诸方面之修养与对佛学的借鉴。
苏轼此诗题的《储肉颂》三字，看似滑稽，实际是在幽默中蕴涵了严肃的主题的。作者的颂，当然包括了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对自身的烹调创新方面的自得；但是当读者了解了苏东坡当时的艰难处境，就会在诗人享受美味的背后，朦胧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在为人处世方面永远追求更高远深刻的情味的，将日常生活与理性思考达到“知行合一”理想的哲人。尤其是作者将烹调艺术与人生超越的理想有机结合为一体，为人们做出了典范——猪肉，是猪肉本身，又像是别的什么。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生乐观豁达的苏轼到黄州后，“微官”一身轻，畅游长江赤壁，写下了《赤壁赋》等名作。公干之余，他带领家人在城东一块坡地耕种以贴补家用，正是在和乡民的接触中，苏轼发现当地猪肉非常便宜，于是爱做红烧肉的他即兴写下了《猪肉颂》。
战城南，冲黄尘，丹旌电烻鼓雷震。
勍敌猛，戎马殷，横阵亘野若屯云。
仗大顺，应三灵，义之所感士忘生。
长剑击，繁弱鸣，飞镝炫晃乱奔星。
虎骑跃，华眊旋，朱火延起腾飞烟。
骁雄斩，高旗搴，长角浮叫响清天。
夷群寇，殪逆徒，馀黎落惠咏来苏。
奏恺乐，归皇都，班爵献俘邦国娱。
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远村秋色如画，红树间疏黄。
流水淡，碧天长，路茫茫。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
长年心事寄林扃，尘鬓已星星。芳意不如水远，归心欲与云平。
留连一醉，花残日永，雨后山明。从此量船载酒，莫教闲却春情。
洵闻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其为令尹也，楚人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为之怒，己不期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为之嚣嚣。嗟夫！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夺于南海之滨，而为天下之名卿。当其盛时，激昂慷慨，论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之人，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遐远之国，可谓至盛矣。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盖其间十有余年，明公无求于人，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其后，适会南蛮纵横放肆，充斥万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棰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适会事变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于进退之事，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
悲夫！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顾视四海，饥寒穷困之士，莫不颦蹙呕哕而不乐；穷者藜藿不饱，布褐不暖，习为贫贱之所摧折，仰望贵人之辉光，则为之颠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何者？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而忸于贫贱之辱者，而后可与语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贵之极，止于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谁为之名邪？岂天为之名邪？其无乃亦人之自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而下至于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为也，而人亦自贵之。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则不亦大惑矣哉。盖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亦何以异此。有才者为贤人，而有德者为君子，此二名者夫岂轻也哉。而今世之士，得为君子者，一为世之所弃，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而况以与三公争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君子岂有间于其间，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之也盖已多矣，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
伏惟加察，幸甚！
茅舍数椽山下盖，松竹梅兰真可爱。穿林越岭觅干柴，没人怪，从我卖，或少或多凭世界。
将钱沽酒随心快，瓦钵磁瓯殊自在。酕醄醉了卧松阴，无挂碍，无利害，不管人间兴与败。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