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
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⒇，终归一矣！
悲啊！士生不逢时，愧顾形影而独存。经常抑制着欲望，使言行符合于礼；唯恐理想和行为，而不被人所知。相信才高而时世乖背，将至死而长忧。虽然有功绩表现而却不被显露，空有才能亦无法施展。为何穷困与显达如此迷惑难解，诚然是美恶难以分辩。社会暗昧，世道败坏殆尽。只能吞声委屈，志不得伸，秉公行事，彼我相同；私于一己，必然自相悲凄。天命幽深，邈远难测。人心邪恶，相互倾轧。好生恶死，才智鄙下。好贵弃贱，理智昏乱。显明通达，心胸宽广。昏愦不悟，内生邪恶。
我的胸襟，有理智能揣度；我的言语，有理智能抉择。没世功名不被人知，古人以此为耻。朝闻道而夕死，谁说这不对呢！吉凶往复，时没时起。自然规律，变化莫测；道理和智慧，无法把握。不致福先，不触祸端，顺应自然，与道同一。
《悲士不遇赋》是司马迁赋作中迄今唯一留存的一篇，其主旨是叙身世遭遇和人生志向，抒泄自身现实不遇之悲、人生命运之叹。全文共四十四句，倾述了“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的悲愤心情，揭示了“人理显然，相倾夺兮”的人生倾轧和道德堕落，抒发了“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悲凉之情。
此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美恶难分，有形不彰，有能不陈，人心邪恶，相互倾轧，好生恶死，好贵夷贱等丑恶现象。作者儒道兼用，决心在才韪世戾的逆境中，坚持理想和节操，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尤其在对待天命幽深、邈远难测的怀疑中，能用道家“逆顺还周”“委之自然”的思想，自我解脱，求得精神的解放，最难能可贵。
此作二百余字，短小精悍。全篇感情激越，慷慨悲壮，感人至深。开头“悲夫！土生之不辰”云云，破空而来，抒发怀才不遇的无限感慨，颇有先声夺人之势。“天道微哉”，陡然顿住，抒写对丑恶现象的批评，表现作者自我的广阔胸襟，和实现理想的殷切愿望，是全篇的精髓所在。结尾用“逆顺还周”“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几句作结，蕴含作者的人生哲学，颇有余味，通篇语言质朴，构思精巧，结构严谨。
西汉辞赋表现为大赋，颂扬着帝王功德，润色着帝王鸿业，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的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
司马迁不以赋见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在名气上虽不如一些名赋，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对后来的抒情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有一定的影响。
从这篇赋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推测，当是司马迁晚年作品，当为司马迁任中书令发愤继续撰修《史记》时所作。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处以腐刑，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含悲忍垢，他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极大的愤慨和不平。此赋就行文及感情可推定约为其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悲剧命运和人生经验所作的概括和总结。
师鲁，河南人，姓尹氏，讳洙。然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称之曰师鲁，盖其名重当世。而世之知师鲁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材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
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其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而人亦罕能过也。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穷以死。
师鲁少举进士及第，为绛州正平县主簿、河南府户曹参军、邵武军判官。举书判拔萃，迁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王文康公荐其才，召试，充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又徙唐州。遭父丧，服除，复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县。赵元昊反，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奏起为经略判官。师鲁虽用怀敏辟，而尤为经略使韩公所深知。其后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知秦州，师鲁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韩公奏，得通判秦州。迁知泾州，又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部署。坐城水洛与边臣略异议，徙知晋州。又知潞州，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累迁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
师鲁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论议益精密，而于西事尤习其详。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之要，尽当今之利害。又欲训土兵代戍卒，以减边用，为御戎长久之策，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西兵解严，师鲁亦去而得罪矣。然则天下之称师鲁者，于其材能，亦未必尽知之也。
初，师鲁在渭州，将吏有违其节度者，欲按军法斩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师，上书讼师鲁以公使钱贷部将，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徙监均州酒税。得疾，无医药，舁至南阳求医。疾革，隐几而坐，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师鲁娶张氏，某县君固。有兄源，字子渐，亦以文学知名，前一岁卒。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丧其父，又丧其兄。有子四人，连丧其三。女一适人固，亦卒。而其身终以贬死。一子三岁，四女未嫁，家无余资，客其丧于南阳不能归。平生故人无远迩皆往赙之，然后妻子得以其柩归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茔之次。
余与师鲁兄弟交，尝铭其父之墓矣固，故不复次其世家焉钞。铭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
清江风帆甚快，作此，与客剧饮，歌之。
千古东流，声卷地，云涛如屋。横浩渺、樯竿十丈，不胜帆腹。夜雨翻江春浦涨，船头鼓急风初熟。似当年、呼禹乱黄川，飞梭速。
击楫誓、空警俗。休拊髀，都生肉。任炎天冰海，一杯相属。荻笋蒌芽新入馔，弦凤吹能翻曲。笑人间、何处似尊前，添银烛。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
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终南重到已春回，山木缘崖绿似苔。
谷鸟鸣呼嘲独往，野人笑语记曾来。
定邀道士弹鸣鹿，谁与溪堂共酒杯。
应有新诗还寄我，与君和取当游陪。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长，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继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著有《史记》《悲士不遇赋》《太史公自序》等。
少年时随父司马谈读书，并从董仲舒受学《春秋》，向孔安国问疑《尚书》。二十岁出游，历经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沿途考察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后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元鼎六年(前111年)，奉命出使西南。元封元年（前110年）父死，遗嘱继志著史。三年，任太史令，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年），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典星射姓、治历邓平、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数十人，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名为“太初历”。此后即着手著史。天汉三年（前98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获罪入狱，处以腐刑。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任中书令。受刑之后，忍辱发愤，艰苦撰述，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亲身考察访问得来的资料，终于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极为深远。他死后，《史记》藏于家，至汉宣帝时，始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除《史记》外，其著作存于今者尚有《报任安书》、《素王妙论》、《悲士不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