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韩非子说：“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等高官的人，辅佐当世的君主，其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上了，本来就不必多说什么。至于像季次、原宪二人，均为民间百姓，他们一心读书，具有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的君子节操，坚持正义，不与世俗苟合，而当时的人们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终生都住在家徒四壁的蓬室之中，就连布衣粗食也得不到满足。他们逝世已有四百余年了，但他们的弟子却依然不断地纪念他们。现在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当时的国家法令，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办事求结果，答应人家的事一定兑现，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做到了使危难的人获生，施暴的人丧命，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本领。以称道自己对他人的恩德为耻。为此，他们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
况且急事是人们经常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被困于井底粮仓，伊尹曾背着鼎锅和砧板当过厨师，傅说也曾隐没在傅险筑墙，吕尚也曾受困于棘津，管仲亦曾遭到囚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子曾在匡地受惊吓，并遭到陈、蔡两国发兵围困而饿得面带菜色。这些人均为儒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还遭到如此的灾难，何况那些仅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他们所遭受的灾祸又如何能说得完呢!
乡下的人有这样的话：“谁知道什么仁义不仁义，凡是给我好处的人，便是有道德的人。”因此，伯夷认为侍奉周朝是可耻的，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但周文王、周武王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盗跖、庄跻残暴无忌，他们的党徒却没完没了地称颂他们的义气。由此看来，庄子所说的：“偷衣钩的人要杀头，窃国的人却做了王侯；王侯的门庭之内，总有仁义存在。”此话一点不假。如今拘泥于教条的那些学者，死抱着那一点点仁义，长久地在世上孤立，还不如降低论调，接近世俗，与世俗共浮沉去猎取功名呢!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很重视获取和给予的原则，并且恪守诺言，义气传颂千里，为义而死，不顾世人的议论。这正是他们的长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有些士人，到了穷困窘迫时，就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游侠，这些游侠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豪杰、特殊人物吗?如果把乡间的游侠与季次、原宪等比较地位、衡量能力，看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总之，从办事到见功效，说话守信用来看，游侠的义气又怎么能缺少呢!
古代民间的游侠，已经不得而知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卿相的地位以及封地的丰厚财产，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在诸侯中名声显赫，这不能说不是贤能的人。这就如同顺风呼喊，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是风势激荡罢了。至于像乡里的游侠，修养品德，砥砺名节，扬名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的贤能，这才是很难的啊！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游侠，不记载他们的事迹。秦朝以前，民间的游侠，均被埋没而不见于史籍，我非常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尽管时常触犯当时的法网，然而他们个人的品德廉洁谦让，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不是虚传，士人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至于那些结党营私的人和豪强互相狼狈为奸，依仗钱财，奴役穷人，依仗势力侵害欺凌那些势孤力弱的人，纵情取乐，游侠们也是颇为憎恨他们的。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心意，却随便将朱家、郭解等人与那些豪强横暴之徒混为一谈，并加以讥笑。
《游侠列传序》在艺术手法方面颇具特色：其一为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衬托手法。总的来说是用儒侠作对比，借客形主，从而烘托出游侠的可贵品质。在行文过程中，又分几层进行对比。一类儒者是靠儒术取得了高官的人，他们虚伪狡诈，毫无信义可言，仅凭有权有势，就受到称赞。这与济人之危、奋不顾身的游侠反而受到污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类是无所作为，对社会实际没有什么益处的闾巷之儒，他们也历来受称颂，而扶危的游侠，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荣誉。此外，作者还拿孟尝君、平原君之类的贵族之侠与布衣之侠作了对比。通过上述层层对比，不仅突出了布衣之侠的高贵品质，而且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从而大大深化了主题。其二反复咏叹，加强了抒情性。文中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称赞游侠，而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强烈的爱憎。首先是从正面肯定他们的言必信、行必果的高尚品德，接着称颂布衣之侠的“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又说遭受困厄之士人，也常常依附游侠的帮助。这些均属满腔热情的称颂。继而用布衣之侠与季次、原宪一类的儒生作对比，并提出“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文章结尾是直接称赞汉代的游侠朱家、郭解等人“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诚如《古文观止》的评语：“一篇之中，凡六赞游侠，多少抑扬，多少往复，胸中荦落，笔底摅写，极文心之妙。”
平沙浅草接天长。路茫茫，几兴亡。昨夜波声，洗岸骨如霜。千古英雄成底事，徒感慨，谩悲凉。
少年有意伏中行。馘名王，扫沙场。击楫中流，曾记泪沾裳。欲上治安双阙远，空怅望，过维扬。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谦，宋丞相魏公之后。自大名徙宛丘，后又徙馀姚。元至顺间，有官平江者，因家昆山之南戴，故县人谓之南戴王氏。翁为人倜傥奇伟，吏部左侍郎叶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时名德，皆相友善，为与连姻。成化初，筑室百楹于安亭江上，堂宇闳敞，极幽雅之致，题其扁曰“世美”。四明杨太史守阯为之记。
嘉靖中，曾孙某以逋官物粥于人。余适读书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顿有《黍离》之悲。”余闻之，固已恻然，然亦自爱其居闲靓，可以避俗嚣也。乃谋质金以偿粥者，不足，则岁质贷。五六年，始尽雠其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恶。先是县人争以不利阻余，余称孙叔敖请寝之丘、韩献子迁新田之语以为言，众莫不笑之。 余于家事，未尝訾省。吾妻终亦不以有无告，但督僮奴垦荒菜，岁苦旱而独收。每稻熟，先以为吾父母酒醴，乃敢尝酒。获二麦，以为舅姑羞酱，乃烹饪。祭祀、宾客、婚姻、赠遗无所失，姊妹之无依者悉来归，四方学者馆饩莫不得所。有遘悯不自得者，终默默未尝有所言也。以余好书，故家有零落篇牍，辄令里媪访求，遂置书无虑数千卷。
庚戌岁，余落第出都门，从陆道旬日至家。时芍药花盛开，吾妻具酒相问劳。余谓：“得无有所恨耶？”曰：“方共采药鹿门，何恨也？”长沙张文隐公薨，余哭之恸，吾妻亦泪下，曰：“世无知君者矣！然张公负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实张文隐公薨之明年也。
后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数过，而宅不毁，堂中书亦无恙。然余遂居县城，岁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妇来省祭，留修圮坏，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惨然谓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妇耳！”余退而伤之，述其事，以为《世美堂后记》。
燕京女儿十六七，颜如花红眼如漆。
兰香满路马尘飞，翠袖笼鞭娇欲滴。
春风澹荡摇春心，锦筝银烛高堂深。
绣衾不暖锦鸳梦，紫帘垂雾天沉沉。
芳年谁惜去如水，春困著人倦梳洗。
夜来小雨润天街，满院杨花飞不起。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风吹鼍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岂能逃。
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
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
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长，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继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著有《史记》《悲士不遇赋》《太史公自序》等。
少年时随父司马谈读书，并从董仲舒受学《春秋》，向孔安国问疑《尚书》。二十岁出游，历经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沿途考察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后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元鼎六年(前111年)，奉命出使西南。元封元年（前110年）父死，遗嘱继志著史。三年，任太史令，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年），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典星射姓、治历邓平、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数十人，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名为“太初历”。此后即着手著史。天汉三年（前98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获罪入狱，处以腐刑。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任中书令。受刑之后，忍辱发愤，艰苦撰述，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亲身考察访问得来的资料，终于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极为深远。他死后，《史记》藏于家，至汉宣帝时，始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除《史记》外，其著作存于今者尚有《报任安书》、《素王妙论》、《悲士不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