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不乎！即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恶能识乎性命哉？
自古以来，受天命的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不只是内在的品德美好，大都也由于有外戚的帮助。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夏桀的被放逐是由于末喜。殷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娀氏的女子，商纣王的被杀是因为宠爱妲已。周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姜原及太任，而幽王的被擒是因为他和褒姒的的淫乱。所以《易经》以《乾》《坤》两卦为基本，《诗经》以《关雎》开篇，《书经》赞美尧把女儿下嫁给舜，《春秋》讥讽娶妻不亲自去迎接。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之中最重大的伦常关系。礼的应用，只有婚姻最为谨慎。乐声协调四时就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变化的统领怎能不慎重呢？人能弘扬人伦之道，可是对天命却无可奈何。确实啊，配偶的亲爱之情，国君不能从大臣那里得到，父亲也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是更卑下的人呢！夫妇欢合之后，有的不能繁育子孙；能繁育子孙了，有的又不能得到好的归宿。这难道不是天命吗？孔子很少谈天命，大概是由于很难说清吧。不能晓阴阳的变化，怎能懂得人性和天命的道理呢？
由于《外戚世家》的内容写的是汉高祖至汉武帝几代汉家天子的外戚事，司马迁不便于就他们的事大发特发议论，因而写法平铺直叙，多客观记录，罕有情感流露其间，且在行文中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似有不便明言的苦衷。而在这篇序中，司马迁的写法就大不一样了。他借夏、商、周三代的得失，说明后妃对国家治乱的影响。六亲中，夫妻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有妇德、能母仪天下者，也就能够帮助君王理顺天下，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康。而那些荒淫、狐媚的女人如妹喜妲己褒姒之流，她们却是亡国的祸水。司马迁站在男人主流社会的角度，反对女人专政，认为这是牝鸡司晨，乾坤颠倒。汉武帝杀昭帝之母钩弋夫人理由是：往古家国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作者评论武帝“昭然远见，固非浅陋愚儒之所及也”。外戚专权造成许多王朝的混乱甚至灭亡，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和反思。
这篇序，作者采取总——分——总的方式展开议论。开篇就推出一个结论性的断语：“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然后以夏、商、周三代有代表性的兴亡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兴一亡，相反出之，对举鲜明。最后以“孔子罕称命”说明命运的难以把握，为后文张目。作者的议论切中肯綮，且强烈的感情充盈在字里行间给人以震撼心魄的力量。
此篇序文是司马迁在《外戚世家》所发的一大段意味深长的议论。《外戚世家》从“高帝崩，吕后夷戚氏，诛赵王”写起，写了汉代自惠帝时起，后妃、外戚专权给国家造成的祸乱。诸吕篡权，诛杀刘氏宗亲与汉家功臣，后周勃、陈平等又诛诸吕的一系列流血事变；窦太后时期的黄老思想与儒家思想为争夺思想控制权而演绎成的起起伏伏的政治斗争；王皇后专权后，她两个兄弟的霸道专横；与汉武帝对身边哪个女人宠幸与否密切相关的外戚们的兴衰起废……后妃及其亲戚的尊宠与否完全取决于帝王的态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外戚命运的真实写照。司马迁通过《外戚世家序》来陈述三代的得失，论证后妃对国家治乱的影响。
帘外五更风，消受晓寒时节。刚剩秋衾一半，拥透帘残月。
争教清泪不成冰？好处便轻别。拟把伤离情绪，待晓寒重说。
长溪杨声伯典长沙楫棹，居濒湘江，窗间所见，如燕公、郭熙画图，卧起幽适。丙午七月既望，声伯约予与赵景鲁、景望、萧和父、裕父、时父、恭父，大舟浮湘，放乎中流，山水空寒，烟月交映，凄然其为秋也。坐客皆小冠綀服，或弹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笔搜句。予度此曲，即念奴娇之鬲指声也，于双调中吹之。鬲指亦谓之“过腔”，见晁无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过腔也。
五湖旧约，问经年底事，长负清景？暝入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乘兴。倦网都收，归禽时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与，画桡不点清镜。
谁解唤起湘灵，烟鬟雾鬓，理哀弦鸿阵。玉麈谈玄，叹坐客、多少风流名胜。暗柳萧萧，飞星冉冉，夜久知秋信。鲈鱼应好，旧家乐事谁省。
江南游女，问我何年归得去。雨细风微，两足如霜挽纻衣。
江亭夜语，喜见京华新样舞。莲步轻飞，迁客今朝始是归。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悻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
湘流绕南岳，绝目转青青。
怀禄未能已，瞻途屡所经。
烟屿宜春望，林猿莫夜听。
永路日多绪，孤舟天复冥。
浮没从此去，嗟嗟劳我形。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长，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继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著有《史记》《悲士不遇赋》《太史公自序》等。
少年时随父司马谈读书，并从董仲舒受学《春秋》，向孔安国问疑《尚书》。二十岁出游，历经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沿途考察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后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元鼎六年(前111年)，奉命出使西南。元封元年（前110年）父死，遗嘱继志著史。三年，任太史令，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年），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典星射姓、治历邓平、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数十人，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名为“太初历”。此后即着手著史。天汉三年（前98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获罪入狱，处以腐刑。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任中书令。受刑之后，忍辱发愤，艰苦撰述，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亲身考察访问得来的资料，终于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极为深远。他死后，《史记》藏于家，至汉宣帝时，始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除《史记》外，其著作存于今者尚有《报任安书》、《素王妙论》、《悲士不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