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牙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牙，鲍叔牙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牙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牙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牙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牙谋事而更穷困，鲍叔牙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牙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牙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牙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牙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牙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管仲，名夷吾，是颍上人。他年轻的时候，常和鲍叔牙交往，鲍叔牙知道他贤明、有才干。管仲家贫，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不久，鲍叔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以后，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纠，管仲被囚禁。于是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在齐国执政，桓公凭借着管仲而称霸，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正于一，这都是管仲的智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牙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牙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生活贫困。我曾经为鲍叔牙办事，结果使他更加穷困，但鲍叔牙不认为我愚笨，知道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都被君主免职，但鲍叔牙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我没有遇到好时机。我曾多次作战，多次战败逃跑，但鲍叔牙不认为我胆小，知道我还有老母的缘故。公子纠失败，召忽为我而死，我被关在深牢中受屈辱，但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耻，知道我不会为小节而羞，却会因为功名不曾显耀于天下而耻。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鲍叔牙推荐了管仲以后，情愿把自身置于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多数是著名的大夫。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干，反而赞美鲍叔牙能够识别人才。
管仲出任齐相执政以后，凭借着小小的齐国在海滨的条件，流通货物，积聚财富，使得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在《管子》一书中称述说：“仓库储备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才能分辨荣辱；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六亲”才会得以稳固”“不提倡礼义廉耻，国家就会灭亡。”“国家下达政令就像流水的源头，顺着百姓的心意流下。”所以政令符合下情就容易推行。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给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就替他们废除。
管仲执政的时候，善于把祸患化为吉祥，使失败转化为成功。他重视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慎重地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齐桓公实际上是怨恨少姬改嫁而向南袭击蔡国，管仲就寻找借口攻打楚国，责备它没有向周王室进贡菁茅。桓公实际上是向北出兵攻打山戎，而管仲就趁机让燕国整顿召公时期的政教。在柯地会盟，桓公想背弃曹沫逼迫他订立的盟约，管仲就顺应形势劝他信守盟约，诸侯们因此归顺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正是为了取得的道理，这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管仲富贵得可以跟国君相比拟，拥有设置华丽的三归台和国君的宴饮设备，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僭越。管仲逝世后，齐国仍遵循他的政策，常常比其它诸侯国强大。此后过了百余年，齐国又出了个晏婴。
晏平仲，名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他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由于节约俭仆又努力工作，在齐国受到人们的尊重。他做了齐国宰相，食不兼味，妻妾不穿丝绸衣服。在朝廷上，国君说话涉及到他，就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国君的话不涉及他，就正直地去办事。国君能行正道，就顺着他的命令去做，不能行正道时，就对命令斟酌着去办。因此，他在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名声显扬于各国诸侯。
越石父是个贤才，正在囚禁之中。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他，就解开乘车左边的马，把他赎出来，用车拉回家。晏子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进内室，过了好久没出来，越石父就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大吃一惊，匆忙整理好衣帽道歉说：“我即使说不上善良宽厚，也总算帮助您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越石父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到委屈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能扬眉吐气。当我在囚禁之中时候，那些人不了解我。你既然已经觉得醒悟，把我赎买出来，这就是了解我；了解我却不能以礼相待，还不如让我在囚禁之中”晏子便请他进屋并待为贵宾。
晏子做齐国宰相时，一次坐车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她的丈夫。他丈夫替宰相驾车，头上遮着大伞，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马，神气十足，洋洋得意。不久回到家里，妻子就要求离婚，车夫问她离婚的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齐的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常有那种甘居人下的态度。现在你身高八尺，才不过做人家的车夫，看你的神态，却自以为挺满足，因此我要求和你离婚。”从此以后，车夫就谦虚恭谨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车夫也如实相告。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说：我读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这些书上说的太详细了！读了他们的著作，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编写了他们的合传。至于他们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的佚事。
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然而孔子小看他，难道是因为周朝统治衰微，桓公既然贤明，管仲不勉励他实行王道却辅佐他只称霸主吗？古语说：“要顺势助成君子的美德，纠正挽救他的过错，所以君臣百姓之间能亲密无间。”这大概就是说的管仲吧！
当初晏子枕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完成了礼节然后离去，难道是人们所说的“遇到正义的事情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吗？至于晏子直言进谏，敢于冒犯国君的威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进就想到竭尽忠心，退就想到弥补过失”的人啊！假使晏子还活着，我即使替他挥动着鞭子赶车，也是我非常高兴和十分向往的啊！
《管晏列传》这篇文章的写法比较奇特，它并不全面系统地写两人的生平政绩，而是选取两人的一两件轶事来写，就是这些小故事，作者在叙写时也极力概括，反倒是抒情谈话展现得很充分。司马迁写的这些事绝不是无关痛痒，恰恰表现了他的社会人生理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意义。
第一段，介绍管仲的出身。着重写他因鲍叔牙的推荐而任齐桓公之相的事，为后文管仲详谈他和鲍叔的关系作发端；于管仲的煌煌相业，则以“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几句带论断性的、概括性极强的话了之。头绪集中，笔力极劲健。
第二段，集中显示了本文的特点。借管仲之口，尽量抒发存在于他与鲍叔之间的典型的人生知遇之情。“分财”多取而非“贪”，为人“谋事”陷于“穷困”而非“愚”，“三仕”都被逐而非“不肖”，作战退走而非“怯”，被囚降事新主而非“无耻”，管仲的一连串不容易为人原谅、得人理解的行动，鲍叔都能原谅，都能理解，丝毫不动摇对管仲的信赖，其见事之明，知人之深，真是别无可求，不能有加。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计较利害、变换冷暖的情态，文中写鲍叔的对待管仲，真能使旧时一般缺乏援助、需要友谊的人，读了都感极而下泪。鲍叔知人，可令一般人如此感动，则管仲之高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自是出诸血诚，丝毫没有过分，一样令人共鸣，令人激动。文中这段抒情的谈话，都用排比之笔，重叠、连贯地写下来，恻怆悲凉，顿挫摇曳，情韵绵邈，一反上段的劲炼之概，使文章节奏变换，交错多姿。鲍叔之贤，得管仲相业而彰；管仲之污，得鲍叔智慧而除。司马迁在文中叙事那样节约笔墨，而放手去载管仲的抒情之言，目的固然是为了在管晏传中附写鲍叔，起合传中又有附传的微妙作用，因而后文又连带介绍鲍叔的子孙后世，并下一句抑管扬鲍、倒置历史人物的通常地位的断语：“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第三段，笔调又变化，以议论带叙述，近于今人的所谓“以论带史”。它用作者的评论及管仲自己的言论，带来对于管仲相业成功原因的补叙。目的主要不在表彰管仲一人，而在提供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供人借鉴。在史传中注意提供有意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是《史记》重大的思想价值之一。司马迁有儒家思想，又善于汲取道家思想中的重自然、重顺应民心的合理因素。他在《货殖列传》中，曾发挥极具卓见的发展经济的“因势利导”的思想；在本段中，又着重总结管仲相齐的“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成功的政治经验。本段写完管仲的事迹，带出“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一句，显示两人的类同关系，为后面介绍晏婴事迹作承转，也是《史记》的常用手法。
第四段开始写晏婴，也以极简练的笔墨概括其生平。段中着重揭示晏婴的“节俭力行”与“危言危行”两种行谊，由于有重点，故叙述虽简而晏婴为人的特点很分明。
第五段又不避琐细，选择两个生动事例，写晏婴的知人和谦逊。其中“志念深矣”一句，借晏婴驾车人妻子的口，表现晏婴的大臣和思想家的重要品质，极为深刻。越石父与晏婴的对答，驾车人与晏婴的对照，着墨无多，生动且具有戏剧性。对史事本身的善于选择和剪裁，此史笔之所以工；描写的富有生动性，此文学价值之所以高。往往一事而兼具两善如此段，则《史记》之多多过人也固宜。
最后一段为论赞，多用反问句跌宕生姿，此亦《史记》所擅长。“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一结以自卑口气，备致对晏婴的倾倒之情，牵扯自己，真是出人意外的神来之笔。然幽默之中，固含有无限的体会世味辛酸、渴望知人之贤的悲痛心情。了解司马迁的为人和经历，才能领会这句话的严肃的思想与感情的分量。
文章浓墨重彩地描绘足以显示人物思想和行动特点的轶事，突出管鲍交游、鲍叔谦让、晏子赎回越石父和推荐御者等言行。这些描述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具有不同性格特点的历史人物，与《史记》多数人物传记注重人物生平大事、补充生活逸事的写法相比，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由于脉络清晰、以传抒情、叙事独特、总分结合、叙议交融，文章活画了人物形象，强调了识才举贤的重要性，寄寓了作者世无知己的感慨。
太史遭受宫刑，不能赎罪，朋友没有救援，所以写这传，寄意独深，假如当时有知道管仲的鲍叔牙知道的，有人可以鼓励你解围，有知道越石夫的晏子知道的，也可以援助法代赎。有鲍叔牙了解人，与驾车所欣慕，情感表现都推辞了。
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之书府，亦缺于仇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国家诏濡臣校正医书，臣奇续被其选。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复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屯田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憃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世上蓬莱第几洲，长云漠漠鸟飞愁。
海山乱点当轩出，江水中分绕槛流。
天远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
回船却望金陵月，独倚牙旗坐浪头。
怕歌愁舞懒逢迎。妆晚托春酲。总是向人深处，当时枉道无情。
关心近日，啼红密诉，剪绿深盟。杏馆花阴恨浅，画堂银烛嫌明。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曰：
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
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岁。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与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长，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继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著有《史记》《悲士不遇赋》《太史公自序》等。
少年时随父司马谈读书，并从董仲舒受学《春秋》，向孔安国问疑《尚书》。二十岁出游，历经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沿途考察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后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元鼎六年(前111年)，奉命出使西南。元封元年（前110年）父死，遗嘱继志著史。三年，任太史令，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年），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典星射姓、治历邓平、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数十人，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名为“太初历”。此后即着手著史。天汉三年（前98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获罪入狱，处以腐刑。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任中书令。受刑之后，忍辱发愤，艰苦撰述，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亲身考察访问得来的资料，终于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极为深远。他死后，《史记》藏于家，至汉宣帝时，始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除《史记》外，其著作存于今者尚有《报任安书》、《素王妙论》、《悲士不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