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节目十馀事来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当时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发狂疾，上无以承事于公，忘其将所以报德者；下无以自立，丧失其所以为心。夫如是，则安得而不言？
凡执事之择于愈者，非为其能晨入夜归也，必将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虽不晨入而夜归，其所取者犹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仕之，度才而处之，其所不能，不强使为，是故为下者不获罪于上，为上者不得怨于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诸侯无大相过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时，与孟子之时又加远矣，皆好其闻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闻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义者也。未有好利而爱其君者，未有好义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执事可以闻此言，惟愈于执事也可以此言进。愈蒙幸于执事，其所从旧矣。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为名，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天下之人闻执事之于愈如是也，必皆曰：执事之好士也如此，执事之待士以礼如此，执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执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执事之厚于故旧如此。又将曰：韩愈之识其所依归也如此，韩愈之不谄屈于富贵之人如此，韩愈之贤能使其主待之以礼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若使随行而入，逐队而趋，言不敢尽其诚，道有所屈于己；天下之人闻执事之于愈如此，皆曰：执事之用韩愈，哀其穷，收之而已耳；韩愈之事执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虽日受千金之赐，一歳九迁其官，感恩则有之矣，将以称于天下曰知己知己则未也。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录其罪，察其辞而垂仁采纳焉。愈恐惧再拜。
九月一日，韩愈再拜：我接受任命书的第二天，在节度使官署内，有府中小吏拿着官署中原有的规章制度十多条来给我看。其中有一条我做不到，即自今年九月至来年二月末，都要早晨进来，到晚上回去，不是生病或其他变故就不许随便出去。当时因为刚刚受任命，不敢说。古人有过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也都有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像这样的规定，就不是我韩愈所能做到的。如果强迫自己去执行它，那我—定会犯疯癫病的。（这样）对上我无法接受您委托办的事情，忘记我将用来报答您的恩德的方法；对下使我无法自立于世，丧失用来保持独立人格的心志。既然如此，那么我怎么能够有话不说呢？
大概您之所以选择我给您做幕僚，并不是因为我能“晨入夜归”，必定是我有其他可取之处。如果是我有其他可取之处，那么即使我不“晨入夜归”，我的可取之处依然存在。在下位的人事奉上司不—定采用同样的做法；在上位的人任用下属，也不一定采用同样的做法。应该衡量他的能力来任用他，衡量他的才干来安排他，他所不能做的事情，不要强迫让他去做，因此就可以使在下位的人不得罪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也不会被在下位的人所怨恨了。孟子曾经说过：如今的诸侯们之所以没有（在才，德方面）远选超过别人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只喜欢用听他们的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如今的当权者，和孟子时代的当权者相比，就相差更远了，他们都喜欢那些接受命令就赶快去做的人，而不喜欢那些自己守正不阿而努力实践自己主张的人。接受命令就赶快去做的人，都是好谋私利之徒；守正不阿而努力实践自己主张的人，都是好行信义的人。从来没有好谋私利的人真正忠爱其国君的，也从来没有好行信义的人而忘记为其国君效力的。如今的王公大人中，只有您可以听进去这些话，也只有我韩愈能够把这些话说给您听。
我承蒙您对我的宠幸，是由来已久的了。假如能宽容我，使我不丧失本性；优待我，使我足以知名。我每天寅时进入宮署上班，辰时过完下班；申时我再进入官署上班，酉时过完下班，大抵经常如此，我也不因此耽误公事。天下的人知道您这样对待我，一定都会说：您是这样的爱士，您是这样的以礼待士，您能如此宽容使人不枉屈其本性，您能如此想成人之名，您能如此厚待老朋友。人们又将说：韩愈能如此识别自己所投靠的人，韩愈能如此不曲意逢迎有权势的人，韩愈的贤达竟能使主人如此待之以礼。如果这样，那么我就是死在您的门下也毫不怨悔。如果让我随众人的行列去上班，跟随众人而趋进，说话不敢竭尽自己的诚意，也不能行自己之直道，天下的人听说您这样对待我，都会说：您任用我韩愈，只是哀怜我的困窘，把我收容起来罢了；我韩愈事奉您，也不是因为志同道合，而是图一己之私利罢了。假如是送样，即使您每天给我千金的赏赐，一年九次升我的官职，让我对您感恩那是有的，如果将让我对天下人说：（您是我的）知己，知己！那是不可能的。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守得莲开结伴游，约开萍叶上兰舟。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月满楼。
花不语，水空流，年年拚得为花愁。明朝万一西风劲，争奈朱颜不耐秋。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人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倦客新丰，貂裘敝，征尘满目。弹短铗，青蛇三尺，浩歌谁续？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
休感慨，浇醽醁。人易老，欢难足。有玉人怜我，为簪黄菊。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酧黄犊。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