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江南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飘洒,路上羁旅行人个个落魄断魂。
借问当地之人何处买酒浇愁?牧童笑而不答遥指杏花山村。
这一天正是清明佳节。诗人杜牧,在行路中间,可巧遇上了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常常赶上“闹天气”。远在梁代,就有人记载过:在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往往有“疾风甚雨”。若是正赶在清明这天下雨,还有个专名叫作“泼火雨”。诗人杜牧遇上的,正是这样一个日子。
诗人用“纷纷”两个字来形容那天的“泼火雨”,真是好极了。“纷纷”,若是形容下雪,那该是大雪,所谓“纷纷扬扬,降下好一场大雪来”。但是临到雨,情况却正相反,那种叫人感到“纷纷”的,绝不是大雨,而是细雨。这细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如倾如注的暴雨,也和那种淅淅沥沥的秋雨绝不是一个味道。这“雨纷纷”,正抓住了清明“泼火雨”的精神,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行人”不等于“游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魂”不是“三魂七魄”的灵魂。在诗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极力形容那一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比方相爱相思、惆怅失意、暗愁深恨等等。当诗人有这类情绪的时候,就常常爱用“断魂”这一词语来表达他的心境。
清明这个节日,在古人感觉起来,和今天对它的观念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当时,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除了那些贪花恋酒的公子王孙等人之外,有些头脑的,特别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他们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动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给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层愁绪。这样来体会,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这当口儿要写“断魂”两个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太没来由了。
再回到“纷纷”二字上来。本来,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问题也发生了。须得寻求一个解决的途径。行人在这时不禁想到: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就能散散心头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说出是向谁问路的。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了上句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是否答话了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比如《小放牛》这出戏,当有人向牧童哥问路时,他将手一指,说:“您顺着我的手儿瞧!”是连答话带行动——也就是连“音乐”带“画面”,两者同时都使观者获得了美的享受;如今诗人手法却更简捷,更高超:他只将“画面”给予读者,而省去了“音乐”。
“遥”,字面意义是远。但切不可处处拘守字面意义,认为杏花村一定离这里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这一指,已经使读者如同看到,隐约红杏梢头,分明挑出一个酒帘——“酒望子”来了。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红楼梦》里大观园中有一处景子题作“杏帘在望”,那“在望”的神情,正是由这里体会脱化而来,正好为杜郎此句作注脚。《小放牛》里的牧童也说,“我这里,用手儿一指,……前面的高坡,有几户人家,那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招牌”,然后他叫女客人“你要吃好酒就在杏花村”,也是从这里脱化出来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不但如此。在实际生活中,问路只是手段,目的是得真的奔到了酒店,而且喝到了酒,才算一回事。在诗里就不必然了,它恰恰只写到“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费一句话。剩下的,行人怎样地闻讯而喜,怎样地加把劲儿趱上前去,怎样地兴奋地找着了酒店,怎样地欣慰地获得了避雨、消愁两方面的满足和快意……这些诗人就能“不管”了。他把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付与读者的想象,由读者自去寻求领会。他只将读者引入一个诗的境界,他可并不负责导游全景;另一面,他却为读者开展了一处远比诗篇语文字句所显示的更为广阔得多的想象余地。这就是艺术的“有余不尽”。
这才是诗人和读者的共同享受,这才是艺术,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所特别擅场的地方。古人曾说过,好的诗,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拿这首《清明》绝句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然而也就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就是值得后人学习继承的地方。
此诗最早见于宋人谢枋得编《千家诗》,杜牧的《樊川文集》(杜牧外甥延翰编,北宋人续编)、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版本依据为《樊川文集》)及《全唐诗》均未收录。谢枋得为南宋人,然从《草堂诗余》前集卷上所载宋祁《锦缠道》词“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数句可知,此诗在北宋已流传人口。尤以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一句流传最广,江南一带可谓家喻户晓。此诗当作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时杜牧为池州刺史。关于杏花村到底在何处,历来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或说在山西汾阳,或说在湖北黄州,或说在江苏南京(金陵),亦有以为诗人虚拟者。然而,诸说之中,以池州说最为可信。池州贵池西郊,有杏花村。据方志记载,唐会昌间,有黄公名广润者,在此酿酒出售。店内有井,水似甘泉,人称“黄公广润玉泉”。而杜牧会昌年间,恰有出守池州的经历,借本地风光,组织成诗,为水到渠成之事。《江南通志》载: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曾经过金陵杏花村饮酒,诗中杏花村指此。
披文握武,建中兴庙宇,载青史图书。功成却被权臣妒,正落奸谋。闪杀人望旌节中原士夫,误杀人弃丘陵南渡銮舆。钱塘路,愁风怨雨,长是洒西湖。
雨漱窗前竹,涧流冰上泉。一线清风动二弦。联,小山秋水篇。昭君怨,塞云黄暮天。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李翰云:“文章如千军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此语最形容得气好。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
文章最要节奏;管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窃渺处。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扬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奇,正与平相对。气虽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谓奇。奇者,于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太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
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程子云:“立言贵含蓄意思,勿使无德者眩,知德者厌。”此语最有味。
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之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
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漠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自是未备。至孔于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至先秦战国,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集其大成。唐人宗汉,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纵,而失其厚茂,气味亦少薄矣。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何可节损?然校蔓软弱,少古人厚重之气,自是后人文渐薄处。史迁句法似赘拙,而实古厚可爱。
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前时小饮春庭院。悔放笙歌散。归来中夜酒醺醺,惹起旧愁无限。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
朦胧暗想如花面。欲梦还惊断。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 惟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