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严酷，盗贼就愈多。”太史公说：这些说得都对!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在当时，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种情况下,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老子说：“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这不是假话。汉朝初年，修改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废除法律繁杂之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百姓平安无事。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以下所引的几句话出自《论语·为政》篇。
司马迁亲身受过酷吏的残害。本文是《酷吏列传》的序，表明了司马迁反对严刑峻法，实行德政的主张。这篇序言可分为三层：第一层用孔子、老子的话，阐明了道义的重要作用。第二层从“太史公曰”到“非虚言也”，作者充分肯定了孔子、老子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反对严刑峻法的主张。第三层从“汉兴”到结尾，用汉初刑法宽简、风气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实，从正面证明德治的重要性。这篇序文的结构很严谨，尤其是前后呼应，善于运用对比手法。文章一开头先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提出论点，然后用暴秦的事实来论证这一论点。接着再一次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以汉初的事例正面论证自已的观点，得出“在彼不在此”的结论。汉初的事例与秦亡的史实，形成鲜明对比，暗中又与武帝时的弊政形成对比，还与篇首孔子、老子的观点相呼应。全文论点与论据紧密配合，层层深入。太史公是不赞成用严刑峻法和酷吏来治国的，于是他在开篇就引用了孔子的话。太史公认为，法令刑法只不过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并不是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根源！
愿子厉风规，归来振羽仪。
嗟余今老病，此别空长离。
白马君来哭，黄泉我讵知。
徒劳脱宝剑，空挂陇头枝。
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
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
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
遇得其人，则一言以兴；遇不得其人，则一言遂死。千载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尽养寿命也。唯其不忍为，是以莫肯为，歌咏弹琴，乐而忘死，宜矣。然则东方生盖亦幸而遭遇汉武者也。人谓大隐居市朝，以东方生为朝隐。噫！使非武帝爱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间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闲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盖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手自搓，剑频磨。古来丈夫天下多。青镜摩挲，白首蹉跎，失志困衡窝。有声名谁识廉颇？广才学不用萧何。忙忙的逃海滨，急急的隐山阿。今日个，平地起风波。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长，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继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著有《史记》《悲士不遇赋》《太史公自序》等。
少年时随父司马谈读书，并从董仲舒受学《春秋》，向孔安国问疑《尚书》。二十岁出游，历经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沿途考察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后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元鼎六年(前111年)，奉命出使西南。元封元年（前110年）父死，遗嘱继志著史。三年，任太史令，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年），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典星射姓、治历邓平、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数十人，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名为“太初历”。此后即着手著史。天汉三年（前98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获罪入狱，处以腐刑。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任中书令。受刑之后，忍辱发愤，艰苦撰述，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亲身考察访问得来的资料，终于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极为深远。他死后，《史记》藏于家，至汉宣帝时，始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除《史记》外，其著作存于今者尚有《报任安书》、《素王妙论》、《悲士不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