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严酷，盗贼就愈多。”太史公说：这些说得都对!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在当时，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种情况下,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老子说：“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这不是假话。汉朝初年，修改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废除法律繁杂之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百姓平安无事。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以下所引的几句话出自《论语·为政》篇。
司马迁亲身受过酷吏的残害。本文是《酷吏列传》的序，表明了司马迁反对严刑峻法，实行德政的主张。这篇序言可分为三层：第一层用孔子、老子的话，阐明了道义的重要作用。第二层从“太史公曰”到“非虚言也”，作者充分肯定了孔子、老子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反对严刑峻法的主张。第三层从“汉兴”到结尾，用汉初刑法宽简、风气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实，从正面证明德治的重要性。这篇序文的结构很严谨，尤其是前后呼应，善于运用对比手法。文章一开头先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提出论点，然后用暴秦的事实来论证这一论点。接着再一次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以汉初的事例正面论证自已的观点，得出“在彼不在此”的结论。汉初的事例与秦亡的史实，形成鲜明对比，暗中又与武帝时的弊政形成对比，还与篇首孔子、老子的观点相呼应。全文论点与论据紧密配合，层层深入。太史公是不赞成用严刑峻法和酷吏来治国的，于是他在开篇就引用了孔子的话。太史公认为，法令刑法只不过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并不是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根源！
权白孟德足下：辱书开示祸福，使之内杀子布，外擒刘备以自效。书辞勤款，若出至诚，虽三尺童子，亦晓然知利害所在矣。然仆怀固陋，敢略布。
昔田横，齐之遗虏，汉高祖释郦生之憾，遣使海岛，谓横来大者王，小者侯，犹能以刀自刭，不肯以身辱于刘氏。韩信以全齐之地，束手于汉，而不能死于牖下。自古同功一体之人，英雄豪杰之士，世乱则藉以剪伐，承平则理必猜疑，与其受韩信之诛，岂若死田横之节也哉！
仆先将军破虏，遭汉陵夷，董卓僭乱，焚烧宗庙，发掘陵寝，故依袁术以举义师，所指城邑响应，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厌。不幸此志未遂，而无禄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驰驱锋镝，周旋江汉，岂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毕先将军之志耳。不意袁术亦僭位号，污辱义师，又闻诸君各盗名字，伯符提偏师，进无所归，退无所守，故资江东为之业耳，不幸有荆轲、舞阳之变。不以权不肖，使统部曲，以卒先臣之志。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权先世以德显于吴，权若效诸君有非常之志，纵不蒙显戮，岂不坠其家声耶？
汉自桓、灵以来，上失其道，政出多门，宦官之乱才息，董卓之祸复兴，傕、汜未诛，袁、刘割据，天下所恃，惟权与公及刘备三人耳。比闻卓已鲸鲵，天子反正，仆意公当扫除余孽，同奖王室，上助天子，与宗庙社稷之灵，退守藩国，无失春秋朝觐之节。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挟天子，以令天下，妄引历数，阴构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窃叹足下蹈覆车也。仆与公有婚姻之旧，加之同好相求，然自闻求九锡，纳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刘备之兵虽少，然仆观其为人，雄才大略，宽而有容，拙于攻取，巧于驭人，有汉高祖之余风，辅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义不替曩昔，仆以为今海内所望，惟我二人耳。仆之有张昭，正如备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国中文武之事，尽以委之，而见教杀昭与备，仆岂病狂也哉。古谚有之：“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仆与刘备，实有唇齿相须之势。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吴、蜀皆存也。今使仆取蜀，是吴不得独存也。蜀亡，吴亦随之矣。晋以垂棘屈产，假道于虞以伐虢，夫灭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祸。足下意何以异此。
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倾盖如故”。言以身托人，必择所安。孟德视仆，岂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与公共起艰危，一旦劝公让九锡，意便憾，使卒忧死。矧仆与公有赤壁之隙，虽复尽释前憾，然岂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归朝，一匹夫耳，何能为哉。纵公不见害，交锋两阵之间，所杀过当，今其父兄子弟，实在公侧，怨仇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数窘汉王，及即位，犹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记人之过，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于九锡，其肯赦仆于赤壁乎？孔文举与杨德祖，海内奇士，足下杀之如皂隶，岂复有爱于权！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东，岂容复悔耶？甘言重币，幸勿复再。
王室符长庆，环中得水精。
任圆循不极，见素质仍贞。
信是天然瑞，非因朴斲成。
无瑕胜玉美，至洁过冰清。
未肯齐珉价，宁同杂佩声。
能衔任黄雀，亦欲应时明。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颁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
肯把离情容易看，要从容易见艰难。难抛往事一般般。
今夜灯前形共影，枕函虚置翠衾单。更无人与共春寒。
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
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
优娄比丘经论学，伛偻丈人乡里贤。
披衣倒屣且相见，相欢语笑衡门前。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长，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继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著有《史记》《悲士不遇赋》《太史公自序》等。
少年时随父司马谈读书，并从董仲舒受学《春秋》，向孔安国问疑《尚书》。二十岁出游，历经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沿途考察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后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元鼎六年(前111年)，奉命出使西南。元封元年（前110年）父死，遗嘱继志著史。三年，任太史令，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年），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典星射姓、治历邓平、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数十人，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名为“太初历”。此后即着手著史。天汉三年（前98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获罪入狱，处以腐刑。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任中书令。受刑之后，忍辱发愤，艰苦撰述，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亲身考察访问得来的资料，终于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极为深远。他死后，《史记》藏于家，至汉宣帝时，始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除《史记》外，其著作存于今者尚有《报任安书》、《素王妙论》、《悲士不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