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
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一带的隐士。年轻时，仰慕汉代游侠朱家、郭解的品行，乡里的游侠之士都推崇他。（等到他）年岁稍长，就改变志趣，发奋读书，想以此来驰名当代，但是一直没有交上好运 。到了晚年隐居在光州、黄州一带名叫岐亭的地方。住茅草屋，吃素食，不与社会各界来往。放弃坐车骑马，毁坏书生衣帽，徒步在山里来往，没有人认识他。人们见他戴的帽子上面方方的且又很高，就说：“这不就是古代乐师戴的方山冠遗留下来的样子吗？”因此就称他为“方山子”。
我因贬官居住在黄州，有一次经过岐亭时，正巧碰见了他。我说：“哎，这是我的老朋友陈慥陈季常呀，怎么会在这里呢？”方山子也很惊讶，问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低头不回答，继而仰天大笑，请我住到他家去。他的家里四壁萧条，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奴仆都显出怡然自得的样子。
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异，就回想起方山子年轻的时候，曾是个嗜酒弄剑、挥金如土的游侠之士。十九年前，我在岐山下，见到方山子带着两名骑马随从，身带两箭，在西山游猎，只见前方一鹊飞起，他便叫随从追赶射鹊，未能射中。方山子拉紧缰绳，独自跃马向前，一箭射中飞鹊。他就在马上与我谈论起用兵之道及古今成败之事，自认为是一代豪杰。至今又过了多少日子了，但那股英气勃勃的神色，依然在眉宇间显现，这怎么会是一位蛰居山中的人呢？
方山子出身于世代功勋之家，理应有官做，假如他能置身官场，到现在已得声名显赫了。他原本家在洛阳，园林宅舍雄伟富丽，可与公侯之家相同了。在河北还有田地，每年可得上千匹的丝帛收入，这些也足以使生活富裕安乐了。然而他都抛开不去享用，偏偏要来到穷僻的山里，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独有会心之处才会如此的吗？
我听说光州、黄州一带有很多奇人异士，常常假装疯颠、衣衫破旧，但是无法见到他们；方山子或许能遇见他们吧。
方山子：即陈慥，字季常。
光、黄：光州、黄州，两州连界。光州州治在今河南潢川县。
隐人：隐士。
朱家、郭解：西汉时著名游侠，见《史记·游侠列传》。
闾里：乡里。
侠：侠义之士。
宗之：崇拜他，以他为首。宗，尊奉。
折节：改变原来的志趣和行为。《后汉书·段颎传》：“颎少便习弓马……长乃折节好古学。”
“驰骋”句：在当代施展才学抱负。
遁：遁世隐居。
岐亭：宋时黄州的镇名，在今湖北麻城县西南。
屋：帽顶。
岂：其意为“（这）难道不是……”。
方山冠：唐宋时隐士戴的帽子。
遗象：犹遗制。
“余谪居”三句：苏轼《岐亭五首叙》：“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歧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恤季常也。为留五日，斌诗一篇而去。”谪，降职。
矍（jué）然：惊讶睁眼相视貌。
“环堵”一句：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环堵萦然，不蔽风日”成句，谓室内空无所有。
使酒：喝醉酒后爱发脾气，任性而行。
好剑：好摆弄刀剑一类武器。
余在岐山：宋仁宗嘉祐七年，苏轼任风翔府签判，时陈糙之父陈希亮知凤翔府。苏轼这时始与陈糙相识订交。岐山，指凤翔。凤翔有岐山。
怒马：愤怒地鞭马独自冲出去。
“一发”一句：一箭射中它。
“精悍”一句：精明英武的神情气度。精悍，精明强干。
“然方山子”二句：苏轼《陈公弼传》：陈希亮（公弼）“当荫补子弟，辄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糙。”世有勋阀：世代有功勋，属世袭门阀。
穷山中：荒僻的山中。“此岂”一句：难道没有独特的造诣修养能够作到这一点吗？
异人：指特立独行的隐沦之士。
佯狂：装疯。
垢污：言行不屑循常蹈故，被人们认为是德行上的垢污。
傥：或者。
苏轼打破传记文学的写作常规，在《方山子传》一文中，改变介绍人物姓氏、籍贯、生卒年月、家世、生平等平铺直叙式的写作手法，而着力选取人物活动的几组有价值的特写镜头，几个表现人物性格的生活侧而，一经作者维妙维肖地刻画描摹，一个形象丰满生动，见心灵，见性格的人物便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了。撷取典型事例刻画人物，是说易行难的事情，首先，典型事例如何选择，要求既要生动感人。又要能有力地表现主题。其次，典型事例的选择还要反映人物的性格、家世及主要业绩，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文章写作失败。再次，占来为人立传。被立传人多已作古，总括一生之事通盘考虑去写较有选抒余地。而苏轼笔下的方山子。人还健在，如何把握运笔尺度，是不易界定的难点，然而，这些在常人看来难于克服的困难，苏轼却应对自如。作者以其神奇熟练之笔，匠心独运，结撰出了这篇妙文。全文分四段进行叙述，层层深人地剖析了方山子其人。
第一段，作者起首一句，“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显得突如其来。而且立刻会生出两个疑问：其一，方山子并非人名，那么何以不露真名，何以称之“方山子”。其二，方山子是“光、黄间隐人”，他归隐的原因是何。两个问题很具吸引力。紧接着，文章以简沽的语言，概要地介绍了方山子的身世。分五层加以叙述，第一层，方山子年少时尚侠义，深为邻里推重；第二层，弃侠义而学文，欲用此有为子当世，但以“终不遇”而告终。“终不遇”三字在这里有深刻的内涵。方山子自少年开始，就心怀大志，以报效国家为己任。面对北宋政权积贫积弱，边战屡败，武备不兴的残破局面。方山子忧心加焚，认为国家急需武人，因而练武行侠，团结邻里之人，希图将来有为护边事，结果愿望落空。当时的北宋统治者重文轻武，唯读书求仕，才可有所作为。方山子无奈，只得改弦更张，弃武学文。然而学成之后，依然于事无补。这位文武兼备，心怀满腔热忱.立志为国分忧的爱国者，宋统治者却不予理采，皆以“不遇”相待，文中有“终不遇”三字，饱含着方山子几多甜败苦辣，可谓一言难尽；第三层，方山子苦斗一番，迎来的只有冷遇，他感到心灰意冷，对世道黑暗充满了厌烦和不展一顾的轻蔑，遂“遁于光、黄间”之岐亭；第四层，对于北宋王朝。方山子己失去信心，决心不再过问世事，专求佛事和清静，日日以步代车代马。身着百姓衣，往来于山中；第五层，方山子之谜终于揭开。因“其所著帽，方屋而高”，人们议论说“此岂方山冠之遗像乎？”，所以方山于得“方山”之名。这一段层次分明，交待清楚。言外之意层出不穷。
第二段，苏轼谪官黄州，于偶然之中，路遇方山子。原来方山于是作者的旧识，真名陈慥，字季长。老友异地相选，白然各道所以。当方山子得知苏轼今日境况时，“俯而不答，仰面笑”。短短七个字，方山子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可谓妙笔生辉，韵味无穷。承接文章第一段方山子的“终不遇”，“俯而不答，仰而笑”，以其对方山子形象生动的描摹，更深一层地揭示出方山子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集中反映在“俯面不答”中。方山子何以不答，正是他对宋统治者极为不满和完全丧失信心，直至麻木和厌世的结果。这是抗议和愤怒的混和体。“答”而一言难尽，“不答”则“此时无声胜有声”，两相比较，显然后者的艺术效果更高一筹。着到苏轼请官的下场，方山子庆幸自己远高尘世，隐遗不仕。因而“仰而笑”。转瞬间即从年青时不得志的痛苦回忆中解脱出来，化忧为喜。见到方山子家“环堵萧然，面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极大地触动了作者隐陈作痛的心，他由衷的羡慕方山子这种与世几近隔绝的清苦生活。所谓的“自得之意”，并非方山子家人的实况，面是作者与方山子产生共鸣所致。
苏轼是方山子的老友，看到如今的方山子与昔日的方山子判若两人，在强烈的对比中，很白然地会勾起他对方山子的回忆，于是文章进人第三段。苏轼在闸述方山子“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之后，着意刻画方山子往日的英雄气概。以反叙的手法，精择了十九年前，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如以证明：方山子精于骑射，武艺高强。一次游猎西山时，“鹊起于前，使骑逐面射之，不获”，此时，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神态何等豪纵，这是一个特写镜头，以“不获”对比得之，表现了方山子“气盖世”的英雄本色。而后，方山子又与苏轼马上论兵及古今成败得失，且“自谓一世豪士”，气宇轩昂，这是第二个特写镜头，通过这两个镜头，方山子那神形兼备，通真感人的形象便展露于出来，栩栩欲活，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报国利民的的英雄，竟然落得沉沦于穷乡僻壤，终老于山谷林泉之中。朝政黑暗，世道不公，苏轼与方山子的际遇同等，两人同属“不遇”，所以苏轼文中通过这些实例的强烈对比，充分表现了对宋统治者的极端不满和怨恨，虽未直言，但字里行间饱含其意。
第四段，苏轼通过谈方山子家世，解开了疑问，方山子远离尘世，并非因为穷得无以为生或不得为官所致。恰怡相反，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且“园宅壮丽，与公侯等”。出人意料的是，他却完全摒弃了这些荣华富贵，捐弃功名利禄，决然远离尘嚣，遥迹山林，自愿过起艰苦的隐居生活，原因就是由于对北宋政权极度不满和丧失了信心。苏轼这篇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为方山子抱不平，骨子里是在发泄对宋朝廷的愤怒，作者通篇无一字一句愤懑之语，可字字句句都凝聚着苏轼对统治者的痛斥。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辅助州官掌管文书。嘉佑八年（1063年）陈慥之父陈希亮来任府尹。陈希亮素以威严著称，僚属和他见面多不敢仰视，而苏轼年少气盛，常与争议，甚至形于颜色。这年，苏轼和陈慥初遇，二人一见如故，抒怀言志，颇为投合。自凤翔返京后，苏轼妻死父逝，宦海升沉，身经乌台诗案的文字之狱，贬往黄州；陈慥也父死无禄，心志不得伸，以平民之身隐于异乡。元丰三年（1080年），陈慥听说苏轼被放逐而相迎于途中，以后过往频繁。据苏轼自己统计，在黄州四年，他“三往见季常，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两人情至深，故苏轼于元丰四年（1081年）写下了这篇散文。
博鸡者，袁人，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
元至正间，袁有守多惠政，民甚爱之。部使者臧新贵，将按郡至袁。守自负年德易之，闻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会袁有豪民尝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诬守纳己赇。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袁人大愤，然未有以报也。
一日，博鸡者遨于市。众知有为，因让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贫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资，诬去贤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诚丈夫，不能为使君一奋臂耶？”博鸡者曰：“诺。”即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数十人，遮豪民于道。豪民方华衣乘马，从群奴而驰，博鸡者直前捽下，提殴之。奴惊，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复自策其马，麾众拥豪民马前，反接，徇诸市。使自呼曰：“为民诬太守者视此！”一步一呼，不呼则杖，其背尽创。豪民子闻难，鸠宗族童奴百许人，欲要篡以归。博鸡者逆谓曰：“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则阖门善俟。吾行市毕，即归若父，无恙也。”豪民子惧遂杖杀其父，不敢动，稍敛众以去。袁人相聚从观，欢动一城。郡录事骇之，驰白府。府佐快其所为，阴纵之不问。日暮，至豪民第门，捽使跪，数之曰：“若为民不自谨，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为怨望，又投间蔑污使君，使罢。汝罪宜死，今姑贷汝。后不善自改，且复妄言，我当焚汝庐、戕汝家矣！”豪民气尽，以额叩地，谢不敢。乃释之。
博鸡者因告众曰：“是足以报使君未耶？”众曰：“若所为诚快，然使君冤未白，犹无益也。”博鸡者曰：“然。”即连楮为巨幅，广二丈，大书一“屈”字，以两竿夹揭之，走诉行御史台。台臣弗为理。乃与其徒日张“屈”字游金陵市中。台臣惭，追受其牒，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
方是时，博鸡者以义闻东南。
高子曰：余在史馆，闻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鸡者之事。观袁守虽得民，然自喜轻上，其祸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仇一言之憾，固贼戾之士哉！第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愤，识音固知元政紊弛，而变兴自下之渐矣。
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
秋风湖上萧萧雨，使君欲去还留住。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
佳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不用敛双蛾，路人啼更多。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芸台先生执事。不奉教命，忽逾四年，感恋之私，未间时日。先生政高两粤，威播八蛮，勋业之彪炳，声闻之熏烁，海内之人，莫不诵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巳。
本朝论文，多宗望溪，数十年来，未有异议。先生独不取其宗派，非故为立异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奋其独见也。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五都之市，九达之衢，人所共由者也；昆仑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锦绣之饰，文采之辉，人所能致者也，云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为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无决堤破藩之识者，耒足穷高邃之旨；无摧锋陷阵之力者，未足收久远之功。纵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尽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众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
夫先生之意，岂独无取于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尽有当也。虽然，学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岩、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见其为尽非也。学秦汉者优矣，而李北地、李沧溟等竟未有一获，未见其为尽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请得以毕陈之。
盖文章之变，至八家齐出而极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齐出而始衰。谓之盛者，由其体之备于八家也，为之者各有心得，而后乃成为八家也；谓之衰者，由其美之尽于八家也，学之者不克远溯而亦即限于八家也。夫专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失有三：韩退之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尚矣。柳子厚则深于《国语》，王介甫则原于经术，永叔则传神于史迁，苏氏则取裁于《国策》，子固则衍派于匡、刘，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规仿其辞，遂可以为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汉人莫不能文，虽素不习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为文也。忠爱之谊，悱恻之思，宏伟之识，奇肆之辨，诙谐之辞，出之于自然，任其所至而无不咸宜，故气体高浑，难以迹窥。八家则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过甚，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及相如、子云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赡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醲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宋贤于此不察，而祖述之者，并西汉瑰丽之文而皆不敢学。此其失三也。
且彼嘉谟谠议，著于朝廷，立身大节，炳乎天壤，故发为文辞，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学之者，无其抱负志节，而徒津津焉索之于字句，亦末矣。此专为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而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亦有之，不克多见。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学者必失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汉，亦茫无津涯。然既得门径，而犹囿于八家，则所见不高，所挟不宏，斯为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又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此在会心者自择之耳。然苟有非常绝特之才，欲争美于古人，则《史》、《汉》犹未足以尽之也。夫《诗》、《书》，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经为文，亦徒出入于《诗》、《书》，他经则未能也。夫孔子作《系辞》，孟子作七篇，曾子阐其传以述《大学》，子思困于宋而述《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为《礼记》。岂独义理之明备云尔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其好学者，必实有得于此，而后能明道以修辞。于是乎从容于《孝经》以发其端，讽诵于典谟训诰以庄其体，涵泳于国风以深其情，反复于变雅、《离骚》以致其怨。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左氏》之宏富，《国语》之修整，益之以《公羊》、《谷梁》之情深。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大戴记》之条畅，《考工记》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扬雄之切实。如是而又以为未足也，则有老氏之浑古，庄周之骀荡，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劲直，韩非之峭刻，孙武之简明，可以使之开涤智识，感发意趣。如是术艺既广，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则有《吕览》之胲洽，《淮南》之瑰玮，合万物百家以泛滥厥辞，吾取其华而不取其实。如是众美既具，而更改以尽其变也，则有《山海经》之怪艳，《洪范传》之陆离，《素问》、《灵枢》之奥衍精微，穷天地事物以错综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侈。凡此者，皆太史公所遍观以资其业者也，皆汉人所节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学道，则几于杂矣；以之为文，则取精多而用愈不穷，所谓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为之者也。而变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犹未足为神明其技者也。有志于文章者，将殚精竭思于此乎？抑上及《史》、《汉》而遂已乎？将专求之八家而安于所习乎？夫《史》、《汉》之于八家也，其等次虽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后，非先兰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称何自乎？自归安茅氏始也。韩退之之才，上追扬子云，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与苏子由同列于八家，异矣。韩子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
吾乡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义法，其气味高淡醇厚，非独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较之子由，亦似胜之。然望溪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于《史》、《汉》矣，学欧、曾而有得，卓乎可传，然不能进于古者，时艺太精之过也，且又不能不囿于八家也。望溪之弊与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与？然其大体雅正，可以楷模后学，要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也。学《史》、《汉》者由八家而入，学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则不误于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绝特之才也。夫非常绝特之才，必尽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开独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于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将摩昆仑之高，探渤海之深，焕云霞之章，扬日星之色，恢决堤破藩之识，奋摧锋陷阵之力，用之于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辞，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则所谓增美古人者，庶几其有在焉。然其后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预熟也。刍荛之见，皆先生所已知，不揣固陋，渎陈左右，且以当面质也。斯文寥落甚矣，唯先生可闻斯言，唯开敢为此言。伏惟恕狂简之咎，而加之以致，幸甚。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