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高楼上风雨如晦感动于杜司勋的诗文，他羽翼短小无力奋飞赶不上同群的人。
倾注心血刻意写诗感伤时事又伤离别，人世间值得推崇和赞誉的只有杜司勋！
杜司勋：即杜牧，晚唐时期诗人、散文家，曾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三月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见《樊川集》中《上周相公启》及《宋州宁陵县记》），故称杜司勋。
风雨：语出《诗经·国风·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抒写风雨怀人之情。此借意以怀杜牧，并以风雨迷茫之景象征时局之昏暗。斯文：此文，指他当时正在吟诵的杜牧诗作，即第三句所谓“刻意伤春复伤别”之作。
差池：犹参差。指燕飞时尾羽参差不齐。语出《诗经·国风·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马瑞辰通释：“差池，义与参差同，皆不齐貌。”此谓自己翅短力微，不能与众鸟群飞比翼。此自谦才短，又自伤不能奋飞远举。
刻意：有意为之，此指别有寄托。伤春：因春天到来而引起忧伤、苦闷。复：又。伤别：因离别而悲伤。唐李白《忆秦娥·箫声咽》词：“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首句“高楼风雨感斯文”，写自己对杜牧诗歌独特的感受。这是一个风雨凄凄的春日。诗人登上高楼，凭栏四顾，只见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迷茫的雨雾中。这风雨如晦的景象，正好触动胸中郁积的伤世忧时之感。
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诗人对杜牧的诗作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为后者就是“高楼风雨”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杜牧的“斯文”，不能确指，也不必确指，应是感伤时世、忧愁风雨之作。
次句“短翼差池不及群”，转说自己，也暗含杜牧。这是一首送别诗。李商隐用“差池”暗寓“伤别”之情。这句是说，自己正如风雨中艰难行进的弱燕，翅短力微，赶不上同群。
这是自伤身世孤孑，不能奋飞远飞，也是自谦才力浅短，不如杜牧。这后一层意思，正与末句“唯有”相呼应。上句因“高楼风雨”兴感而兼写双方，这句表面上似专写自己。其实，“短翼差池”之恨不独李商隐。他另一首《赠杜十三司勋员外》曾深情劝勉杜牧：“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正说明杜牧同样有壮心不遂之恨。这里只提自己，只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三、四两句极力推重杜牧的诗歌。伤春、伤别，即“高楼风雨”的忧时伤世之意与“短翼差池”的自慨身世之情，也就是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和主题。“伤春”、“伤别”，高度概括了杜牧诗歌的主要内容与基本主题，并揭示了带有那个衰颓时代所特有的感伤情调的艺术风格。“刻意”二字，既强调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又突出其运思寓意之深厚，暗示他所说的“伤春伤别”，并非寻常的男女相思离别，伤心人别有怀抱。末句“唯有”二字极高评价了杜牧在当时诗坛上的崇高地位。
这首诗之蕴含着丰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极力称扬杜牧，实际上含有引杜牧为同调之意。既评杜，又属自道。同心相应，同气相求，诗人在评杜、赞杜的同时，也就寄托了自己对时代和身世的深沉感慨，暗含着诗坛寂寞、知音稀少的弦外之音。
此诗当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春天。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从唐穆宗朝开始的牛李党争使整个朝廷更加混乱。在党争中，杜牧离开长安，几近家破人亡，无以存身；李商隐也不能幸免，一路外放，生活每况愈下。随着唐宣宗即位，为党争牵累的杜牧、李商隐，从外放地陆续回到京城长安。大约在大中三年（849年）前后，这两位诗人久别之后，终于重又聚合。当时杜牧任司勋员外郎兼史馆修撰，李商隐在京兆府担任代理法曹参军。因为彼此之间的私下情谊，他们在这段日子里有过频繁的相处交游，有过密切的来往酬唱。在《全唐诗》的《李商隐卷》中收录的《杜司勋》和《赠司勋杜十三员外》都作于此时。
天与化工知。赐得衣裳总是绯。每向华堂深处见，怜伊。两个心肠一片儿。
自小便相随。绮席歌筵不暂离。苦恨人人分拆破，东西。怎得成双似旧时。
风切切，深秋月，十朵芙蓉繁艳歇。小槛细腰无力，空赢得，目断魂飞何处说。寸心恰似丁香结，看看瘦尽胸前雪。偏挂恨，少年抛掷，羞觑见，绣被堆红闲不彻。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7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与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温李”，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人，后随祖辈移居荥阳（今河南省郑州市），晚唐时期诗人。
李商隐幼年丧父，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十六岁时，因擅长古文而知名。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令狐楚等前辈。“牛党”令狐楚欣赏他的文才，亲自授以今体章奏之学，并给予资助，后又聘其入幕，至开成二年（837年），考中进士，及第后再入令狐楚幕，令狐楚死后，入“李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不久娶王女为妻。从此陷入“牛李党争”漩涡，被“牛党”视为“背恩”“无行”。次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已被录取再遭刷落。会昌二年（842年）应“书判拔萃试”，被授秘书省正字。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其随即放弃京职，随李党郑亚赴桂海。后期十几年时间，都漂流各地，为各地幕僚，开始笃信佛教。大中十二年（858年），因病退职还乡，在郑州去世。
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其诗构思缜密，多用含蓄象征的手法，精工富丽的辞采，婉转和谐的韵调，曲折细微地去表现深厚的情感。李商隐胸怀“欲回天地”，力促唐王朝中兴的志向，但身处晚唐已无实现抱负的可能。其骈体章奏与哀诔之文因形式瑰丽、情文并茂而在当时极负盛名，曾自编为《樊南甲集》等，李商隐还是晚唐杰出诗人，其诗各体俱有佳作，尤以五七言律绝成就为高，七言律诗的造诣更是上追杜甫而独步晚唐。主要作品有《瑶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