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
四条河流交错环抱着吴兴城，它们的流向与城墙偏斜。这四条河又分出许多溪水，溪水边居住着许多人家。
居民们利用这大好的自然条件，在水深的地方种上菱角，水浅的地方种植水稻，在那不深不浅的水域里种上荷花。
“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写吴兴地处水乡的特殊自然风光。读者首先注意到两句中的三个数量词，它们写出了密而不紊的一片水系。“四水”是主干，“千溪”是支流，“万家”则意味着更多的支流。通过“交流”、“散作”“遍”等动词勾勒，读者仿佛凌空鸟瞰，一望收尽吴兴水乡风光。被这密如蛛网的水系所分割，江南绿野就变成许多色块组成的锦绣。“抱城斜”是指环城的干流与城墙有一定走向上的斜度，是自然形成的一种势态，大大小小的水流都是活水，它们给江南原野带来了生机。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两句写水乡农作及其特点：人们在水深处种菱，水浅处种稻，而在不深不浅的地方种藕。它首先给读者呈现的是一派富庶的景象，难怪“人人都说江南好”，难怪有“苏杭熟，天下足”的俗谚了。这两句还给人更多的美感，在前二句的背景上描绘了更加生动的景物，即各种作物互相间杂，组成缤纷错综的图案。不说种藕而说种“荷花”，固然是为了字数韵脚的要求，但也使人从经济价值观念中跳出来，从审美价值角度来审视这幅图景。待到夏秋之交，绿的菱叶，黄的稻浪，红的荷花交相辉映，那是一幅格外宜人的图画。从语言风韵看，这两句也极有意趣，上句以“句中排”形式，揭出一“深”一“浅”，相反相成，已给人有唱叹宕跌、无限妍媚之感。而作者能事未尽，又写出一个“不深不浅”，对上句来了个折中，表现出绝妙的平衡；而在“深”“浅”字面上前分后总，又推出一层唱叹之音，使此诗洋洋乎愈歌愈妙。
地理内涵
此诗的头两句刻画的是河流水系的分形特征。“交流”、“斜”或多或少已透露出作者对水系不规则性、复杂性的观察和感受，是对整形几何观的某种超越。第二句更是关于水系分形的典型刻画，准确、生动而富有韵味。“散作”就是分散的意思，从环抱吴兴城的四水沿河上溯，作者看到的是不断分叉而形成的千溪万流，整体上构成一幅分支式分形图。水系的分形造就了居民点分布的分形。自然界的水系本来是由千溪万涧逐步汇聚而成的，村落是人们择水而居所形成的，都是一类分形结构。作者采用诗家惯常的人格化手法，仿佛是先有了居民点的分形分布，而后河流为了亲近千村万户，便从吴兴城外的四水开始，逐步分散为千溪万涧，遍洒人间。水系是自然地理系统的分形，居民点分布是人文系统的分形，两幅分形画面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既展示了独特的美学意韵，又体现了大地的厚德载物。
地理分形造就了气象的分形特征，地理分形与气象分形共同造就了生态环境的分形特性，导致动植物的多样性、差异性、相关性和复杂性，形成植物生态系统的分形特性。诗作的后两句表明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意会到这种生态分形，通过对农作物间种的形象描绘，反映了河流分形带来的生态多样性，进一步丰富了诗作对水系分形描绘的内涵。
哲学启示
此诗以优美的语言描绘了江南水乡的美丽风光，给人以美的享受。更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
诗的末二句将这遍及千家万户的溪水分三类，即“深”处。“浅”处和“不深不浅”处，并且分别为它们做了科学的安排，即“深”处种“菱”，“浅”处种“稻”，“不深不浅”处种“荷花”。全诗之妙，即在这三种安排之上。这三种安排的共同特点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惟其如此，菱、稻、荷花俱可长得茁壮喜人。反之，如果“一刀切”，不顾客观实际，那将会产生灾难性的的后果。
这二句语言简洁，但哲学思想却非常丰富。它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讲，就是从实际需要和实际可能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争取实践的成功和目标的实现。绝不能背离实际需要和实际可能，形而上学地搞“一刀切”、绝对化。要在水深处种菱角，在水浅处种稻子，在不深不浅的地方种上荷花。不管水深水浅，一律种菱角，或者一律种稻子、种荷花，都是错误的。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每一一个人，各有各的抱负，各有各的处境，各有各的能力，各有各的环境，各有各的机遇。关键在于，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找准自己的定位，争取事业的成功，实现人生的价值。水深处种菱角，不深不浅种荷花，再浅可以种稻，再浅没有水还可以长草。只要遵循这样的哲学思想，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阮元在做浙江巡抚时，颇为关心百姓及农事，不时出外巡视民情，因此对地方的山川形势比较熟悉，这首《吴兴杂诗》便作于嘉庆二年（1797年）。在江南水乡，地处太湖南面的吴兴（今浙江湖州）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苕溪、霅溪、苎溪、吴兴塘等四水在这里汇流，这些干流又有无数分支遍布城外农郊。临水屋舍毗连，人烟稠密。人们利用天然的水利资源和肥沃的土地，发展生产，美化环境，把家乡变成米粮之仓，此诗即描写吴兴的田园风光。
彭传师于吴江三高堂之前作钓雪亭，盖擅渔人之窟宅，以供诗境也，赵子野约余赋之。
挽住风前柳，问鸱夷当日扁舟，近曾来否？月落潮生无限事，零落茶烟未久。谩留得莼鲈依旧。可是功名从来误，抚荒祠、谁继风流后？今古恨，一搔首。
江涵雁影梅花瘦，四无尘、雪飞云起，夜窗如昼。万里乾坤清绝处，付与渔翁钓叟。又恰是、题诗时候。猛拍阑干呼鸥鹭，道他年、我亦垂纶手。飞过我，共樽酒。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中济，船破，皆游。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其侣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后为？”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曰：“何不去之？”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已济者立岸上，呼且号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北直容城入也。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先是，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海内士大夫立名义者多附焉。及天启初，逆奄魏忠贤得政，叨秽者争出其门，而目东林诸君子为党。由是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缪昌期次第死厂狱，祸及亲党。而奇逢独与定兴鹿正、张果中倾身为之，诸公卒赖以归骨，世所传“范阳三烈士”也。
方是时，孙承宗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奇逢之友归安茅元仪及鹿正之子善继皆在幕府。奇逢密上书承宗，承宗以军事疏请入见。忠贤大惧，绕御床而泣，以严旨遏承宗于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义。台垣及巡抚交荐屡征，不起，承宗欲疏请以职方起赞军事，使元仪先之，奇逢亦不应也。其后畿内盗贼数骇，容城危困，乃携家入易州五公山，门生亲故从而相保者数百家，奇逢为教条部署守御，而弦歌不辍。
入国朝，以国子祭酒征，有司敦趣，卒固辞。移居新安，既而渡河，止苏门百泉。水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逆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愿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
奇逢始与鹿善继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其治身务自刻砥，执亲之丧，率兄弟庐墓侧凡六年。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其与人无町畦，虽武夫悍卒工商隶圉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者。方杨、左在难，众皆为奇逢危，而忠贤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质行，无不阴为之地者。鼎革后，诸公必欲强起奇逢，平凉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乐处隐就闲，何故必令与吾侪一辙乎？”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
河南北学者，岁时奉祀百泉书院，而容城与刘因、杨继盛同祀，保定与孙文正承宗、鹿忠节善继并祀学宫，天下无知与不知，皆称曰夏峰先生。
赞曰：先兄百川闻之夏峰之学者，征君尝语人曰：“吾始自分与杨、左诸贤同命，及涉乱离，可以犯死者数矣，而终无恙，是以学贵知命而不惑也。”征君论学之书甚具，其质行，学者谱焉，兹故不论，而独著其荤荤大者。方高阳孙少师以军事相属，先生力辞不就，众皆惜之，而少师再用再黜，讫无成功，《易》所谓“介于石，不终日”者，其殆庶几耶。
愿子厉风规，归来振羽仪。
嗟余今老病，此别空长离。
白马君来哭，黄泉我讵知。
徒劳脱宝剑，空挂陇头枝。
捍拨双盘金凤，蝉鬓玉钗摇动。画堂前，人不语，弦解语。弹到昭君怨处，翠蛾愁，不抬头。
阮元（1764年2月21日－1849年11月27日），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揅经老人、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仪征人。清朝中期官员、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
阮元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先后在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供职，并出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所至之处，以提倡学术、振兴文教为自任，勤于军政，治绩斐然。晚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致仕后加官至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阮元去世，年八十六。获赐谥号“文达”。
阮元提倡朴学，曾罗致学者编书刊印，主编《经籍籑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于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亦多有建树，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是乾嘉学派晚期代表人物，也被认为是扬州学派的柱石。生平著述丰富，撰有《揅经室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三十余种著述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