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
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子产啊，是执政的榜样。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我思慕古人。
文章开首叙述子产不毁乡校的经过和由此而产生的政绩。子产广开言路，并不因当时郑人纷纷出入乡校去议论他治国的方法就去毁掉乡校，而是从乡校的舆论中去检视治国的政令是否得当。他开明的政治作风，使郑国得到了好的管理，并且很快安定下来。在这里作者把《左传》中的散文改作韵文，却不用当时一般韵文中常见的难字或拗句，仍然沿袭了散文的法度，明白畅晓、娓娓道来。文中既严格遵照史载事实，又不受古已有之的记载的约束，字字句句仿佛信手拈来，自然合拍，全然语由己出，浑无牵强滞涩之感。在《子产不毁乡校颁》中，他善于挑选和组织字意浅显却又富于表现力的古代书面语言。像“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上塞下聋，邦其倾矣”等，前者是描写郑人聚于乡校议论的情景，后者是比喻民言像河水一样不可阻塞，文字都深入浅出。
然而只将子产的事情用出色的文笔转述出来，虽然已表达出了作者的感情倾向，但就作品本身来说，还只是下面继之以赞颁和议论的根据；对美文整体而言，也主要是尚未予以开括的具体事项。作者紧接着在下面举例了周朝兴衰的例子：“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己衰，谤者使监”。据《诗·大雅·行苇》的序和《国语·周语》中先后记载，在周文王姬昌的十一世祖公刘时，已举行奉养老人的典礼，请求年高有德的老人发表建议，并把他们的话当作施政的标准。当到了周厉王姬胡的时期，厉王暴虐无道，引起百姓非议。他便派卫巫去监视人们，听到谁骂他，就把说话的人杀掉，使国人敢怒不敢言。后来百姓终于起来一致反抗他，将他放逐了出去。这样从子产之事又转到周朝兴衰的例子上去，从形式上来看，属于一种“垫高”式写法。垫高即好比提高水位，使水下落时更加有力。作者记述了子产的畅通民意、治国有方。如此再加以周朝达民意和阻言路所导致的兴亡正反两方面例子，便进一步加强了作品论证的力量，使文章显得波浪层叠，更带有吸引力。同时作者不将眼光局限在个别事物上，而是由此扩展，在更广阔、深远的历史范围内引征更多的事例来共同论证，无疑也增加了作品叙事、议论的美感厚度。由此在文章最后部分再过渡到对子产的强烈赞颂，表达作者对其“化止一国”的惋惜和“后无来者”的感叹，直至“我思古人”，思古以慨今，首尾呼应，将文章进一步推向了深入。作者寄寓遥深的思想情感，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唐德宗时，发生太学生薛约因为进言得罪当权事件，由此引起一场政治风波。贞元十五年（799年），薛约被迫迁往连州（今广东连县），国子司业阳城十分同情薛约的遭遇，亲自为他设宴送行，因而就被视为偏袒罪人，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二百七十人来到朝门请愿，要求留下阳城，一连住了几天，他们的奏硫因被官吏阻挡未能送上。当权者压制太学生的做法，当时曾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就在这年，作者以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僚属身份来到京城，写下这篇文章，以咏叹春秋时期郑国贤相子产不毁乡校之事，含有讽谏当朝执政应以古人为借鉴，开放言路，了解下情的意思。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
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春色萧条白日斜，平凉西北见天涯。
惟余青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弟子家。
宛马如云开汉苑，秦兵二月走胡沙。
欲投万里封侯笔，愧我谈经鬓有华。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
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
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
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