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
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子产啊，是执政的榜样。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我思慕古人。
文章开首叙述子产不毁乡校的经过和由此而产生的政绩。子产广开言路，并不因当时郑人纷纷出入乡校去议论他治国的方法就去毁掉乡校，而是从乡校的舆论中去检视治国的政令是否得当。他开明的政治作风，使郑国得到了好的管理，并且很快安定下来。在这里作者把《左传》中的散文改作韵文，却不用当时一般韵文中常见的难字或拗句，仍然沿袭了散文的法度，明白畅晓、娓娓道来。文中既严格遵照史载事实，又不受古已有之的记载的约束，字字句句仿佛信手拈来，自然合拍，全然语由己出，浑无牵强滞涩之感。在《子产不毁乡校颁》中，他善于挑选和组织字意浅显却又富于表现力的古代书面语言。像“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上塞下聋，邦其倾矣”等，前者是描写郑人聚于乡校议论的情景，后者是比喻民言像河水一样不可阻塞，文字都深入浅出。
然而只将子产的事情用出色的文笔转述出来，虽然已表达出了作者的感情倾向，但就作品本身来说，还只是下面继之以赞颁和议论的根据；对美文整体而言，也主要是尚未予以开括的具体事项。作者紧接着在下面举例了周朝兴衰的例子：“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己衰，谤者使监”。据《诗·大雅·行苇》的序和《国语·周语》中先后记载，在周文王姬昌的十一世祖公刘时，已举行奉养老人的典礼，请求年高有德的老人发表建议，并把他们的话当作施政的标准。当到了周厉王姬胡的时期，厉王暴虐无道，引起百姓非议。他便派卫巫去监视人们，听到谁骂他，就把说话的人杀掉，使国人敢怒不敢言。后来百姓终于起来一致反抗他，将他放逐了出去。这样从子产之事又转到周朝兴衰的例子上去，从形式上来看，属于一种“垫高”式写法。垫高即好比提高水位，使水下落时更加有力。作者记述了子产的畅通民意、治国有方。如此再加以周朝达民意和阻言路所导致的兴亡正反两方面例子，便进一步加强了作品论证的力量，使文章显得波浪层叠，更带有吸引力。同时作者不将眼光局限在个别事物上，而是由此扩展，在更广阔、深远的历史范围内引征更多的事例来共同论证，无疑也增加了作品叙事、议论的美感厚度。由此在文章最后部分再过渡到对子产的强烈赞颂，表达作者对其“化止一国”的惋惜和“后无来者”的感叹，直至“我思古人”，思古以慨今，首尾呼应，将文章进一步推向了深入。作者寄寓遥深的思想情感，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唐德宗时，发生太学生薛约因为进言得罪当权事件，由此引起一场政治风波。贞元十五年（799年），薛约被迫迁往连州（今广东连县），国子司业阳城十分同情薛约的遭遇，亲自为他设宴送行，因而就被视为偏袒罪人，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二百七十人来到朝门请愿，要求留下阳城，一连住了几天，他们的奏硫因被官吏阻挡未能送上。当权者压制太学生的做法，当时曾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就在这年，作者以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僚属身份来到京城，写下这篇文章，以咏叹春秋时期郑国贤相子产不毁乡校之事，含有讽谏当朝执政应以古人为借鉴，开放言路，了解下情的意思。
绝顶峰攒雪剑，悬崖水挂冰帘。倚树哀猿弄云尖。血华啼杜宇，阴洞吼飞廉。比人心山未险。
燕子欲归时节，高楼昨夜西风。求得人间成小会，试把金尊傍菊丛。歌长粉面红。
斜日更穿帘幕，微凉渐入梧桐。多少襟情言不尽，写向蛮笺曲调中。此情千万重。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
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馀迹。
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
祖讳汝霖，号雨若。幼好古学，博览群书。少不肯临池学书，字丑拙，试有司，辄不利。遂输粟入太学，淹蹇二十年。文恭捐馆，家难渐至。大父读书龙光楼，辍其梯，轴轳传食，不下楼者三年。江西邓文洁公至越，吊文恭，文恭墓木已拱，攀条泫然，悲咽而去。大父送之邮亭，文洁对大父邑邑不乐，盖文洁中忌者言，言大父近开酒肆，不事文墨久矣，故见大父辄欷歔。是日将别，顾大父曰：“汝则已矣，还教子读书，以期不坠先业。”大父泣曰：“侄命蹇，特耕而不获耳，藨蓘尚不敢不勤。”文洁曰：“有是乎？吾且面试子。”乃拈“六十而耳顺”题，大父走笔成，文不加点。文洁惊喜，击节曰：“子文当名世，何止科名？阳和子其不死矣！”
甲午正月朔，即入南都，读书鸡鸣山，昼夜不辍，病目眚，下帏静坐者三月。友人以经书题相商，入耳文立就，后有言及者，辄塞耳不敢听。入闱，日未午，即完牍，牍落一老教谕房。其所取牍，上大主考九我李公，詈不佳，令再上，上之不佳，又上，至四至五，房牍且尽矣，教谕忿恚而泣。公简其牍少七卷，问教谕，教谕曰：“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资耳。”公曰：“亟取若笑资来！”公一见，抚掌称大妙，洗卷更置丹铅。《易经》以大父拟元，龚三益次之，其余悉置高等。
乙未，成进士，授清江令，调广昌，僚寀多名下士。贞父黄先生善谑弄，易大父为纨袴子。巡方下疑狱，令五县会鞫之。贞父语同寅曰：“爰书例应属我，我勿受，诸君亦勿受，吾将以困张广昌。”大父知其意，勿固辞，走笔数千言，皆引经据典，断案如老吏。贞父歙然张口称：“奇才！奇才！”遂与大父定交，称莫逆。满六载，考卓异第一。
莫倚能歌敛黛眉，此歌能有几人知。他日相逢花月底，重理，好声须记得来时。
苦恨城头传漏永，无情岂解惜分飞。休诉金尊推玉臂，从醉，明朝有酒遣谁持。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