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叙，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驉，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25，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㜷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京兆杜牧给李贺的诗集作序，描绘李长吉的奇特之处很是详尽，世上流传李贺的这些事迹。李长吉的嫁入王家的姐姐说起长吉的事来尤其完备。
李长吉身材纤瘦，双眉几乎相连，手指很长，能苦吟诗，能快速书写。最先他被昌黎人韩愈所了解。与长吉一起交游的人，以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这些人最为密切。长吉每天早上出去与他们一同出游，从不曾先确立题目然后再写诗，如同他人那样凑合成篇，把符合作诗的规范放在心里。他常常带着一个小书童，骑着弱驴，背着一个又古又破的锦帛制作的袋子，碰到有心得感受的，就写下来投入囊中。等到晚上回来，他的母亲让婢女拿过锦囊取出里面的诗稿，见所写的稿子很多，就说：“这个孩子要呕出心才罢休啊！”说完就点灯，送上饭给长吉吃。长吉让婢女取出草稿，研好墨，铺好纸，把那些诗稿补成完整的诗，再投入其他袋子，只要不是碰上大醉及吊丧的日子，他全都这样做，过后也不再去看那些作品，王参元、杨敬之等经常过来从囊中取出诗稿抄好带走。长吉常常独自骑驴来往于京城长安和洛阳之间，所到之处有时写了作品，也随意丢弃，所以沈子明家的仅是所保存下来的李贺的诗作只有四卷罢了。
李长吉快要死的时候，忽然在大白天里看见一个穿着红色丝帛衣服的人驾着红色的苍龙，拿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远古的篆体字或石鼓文，说是召唤长吉，长吉全都不认识，忽然下床来磕头说：“我母亲老了，而且生着病，我不愿意去啊。”红衣人笑着说：“天帝刚刚建成一座白玉楼，马上召你去为楼写记。天上的生活还算快乐，并不痛苦啊！”长吉独自哭泣，旁边的人都看见了。一会儿，长吉气绝。他平时所住的房屋的窗子里，有烟气，袅袅向上空升腾，还听到行车的声音和微微的奏乐声。长吉的母亲赶紧制止他人的哭声，等了如同煮熟五斗小米那么长时间，长吉最终死了。嫁入王家的姐姐不是那种编造、虚构故事来描述长吉的人，她所见到的确实像这样。
唉！天空碧蓝而又高远，天上确实有天帝吗？天帝确实有林苑园圃、宫殿房屋、亭观楼阁这些东西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上天这么高远，天帝这么尊贵，天上也应该有文学才华超过这个世上的人物啊，为什么唯独对长吉眷顾而使他不长寿呢？唉，又难道是世上所说的有才华而且奇异的人，不仅仅地上少，就是天上也不多吗？长吉活了二十七年，职位不过奉礼太常，当时的人也多排挤诽谤他。又难道是有才华而且奇异的人，天帝特别重视他，而世人反倒不重视吗？又难道是人的见识会超过天帝吗？
李商隐的《李贺小传》有别于一般传记文的客观直叙，是一篇性情之文；同时也和作者的诗歌风格相异，写得朴实自然而又不乏意趣。
此文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这篇文章作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十月之后。李贺是中唐时期的天才诗人，在他短短二十七年的生涯中为唐诗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奇迹。大和五年，杜牧为已死去十五年的李贺作《李贺集序》，突出了李贺诗歌的创意。此后，李商隐抱着极大的同情心作《李贺小传》。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月缺花残莫怆然，花须终发月终圆。
更能何事销芳念，亦有浓华委逝川。
一曲艳歌留婉转，九原春草妒婵娟。
王孙莫学多情客，自古多情损少年。
车驾至临淄，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弇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又田横烹郦生，及田横降，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张步前亦杀伏隆，若步来归命，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又事尤相类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
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
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
食芝英，饮醴泉，柱杖桂枝佩秋兰。
绝人事，游浑元，若疾风游欻翩翩。
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与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温李”，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人，后随祖辈移居荥阳（今河南省郑州市），晚唐时期诗人。
李商隐幼年丧父，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十六岁时，因擅长古文而知名。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令狐楚等前辈。“牛党”令狐楚欣赏他的文才，亲自授以今体章奏之学，并给予资助，后又聘其入幕，至开成二年（837年），考中进士，及第后再入令狐楚幕，令狐楚死后，入“李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不久娶王女为妻。从此陷入“牛李党争”漩涡，被“牛党”视为“背恩”“无行”。次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已被录取再遭刷落。会昌二年（842年）应“书判拔萃试”，被授秘书省正字。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其随即放弃京职，随李党郑亚赴桂海。后期十几年时间，都漂流各地，为各地幕僚，开始笃信佛教。大中十二年（858年），因病退职还乡，在郑州去世。
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其诗构思缜密，多用含蓄象征的手法，精工富丽的辞采，婉转和谐的韵调，曲折细微地去表现深厚的情感。李商隐胸怀“欲回天地”，力促唐王朝中兴的志向，但身处晚唐已无实现抱负的可能。其骈体章奏与哀诔之文因形式瑰丽、情文并茂而在当时极负盛名，曾自编为《樊南甲集》等，李商隐还是晚唐杰出诗人，其诗各体俱有佳作，尤以五七言律绝成就为高，七言律诗的造诣更是上追杜甫而独步晚唐。主要作品有《瑶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