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但试将一纸寄来书，从头读。
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时足？滴罗襟点点，泪珠盈掬。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最苦是、立尽月黄昏，阑干曲。
仿佛要把我满怀的离愁敲碎似的，纱窗外，阵阵清风把翠竹摇得簌簌作响。自从他走了之后，悠扬的玉箫声也从此听不到了。我倚在高楼上苦苦思念着，有多么孤独冷清！眼前已是暮春三月，到处飞絮落花，令人怎么能够开怀。举头望去．远处的群山一片碧绿——眼看夏天就要来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拿起他寄来的信，从头再读一遍。
倾诉相思的字句，徒然充满了信纸。可是相思之情，何时才能得到满足？哎，是什么东西滴落衣襟上？那是满把的泪水啊！但愿漫山遍野的芳草，不至于让他迷失道路。讨厌的是簇簇垂杨，却老是遮断我眺望的视线。最凄苦的时刻，就是月亮在苍茫的暮色中升起来时，我还倚着栏杆守候着、守候着，却不知守候什么。
这是一首“代言体”的闺怨词，述说闺中女子与情郎分别后的离愁别绪及相思之苦。起始三句，是“纱窗外，风摇翠竹，敲碎离愁”的倒装，把“敲碎离愁”写在首句，不仅是韵脚的需要，也起到开篇点明题旨，扣住读者心弦的作用。“敲”字使人体会到，主人公的心灵受到撞击，“碎”是“敲”的结果。也就是说，主人公本来就因为与情人离别而忧愁的心绪，被风摇动翠竹的声音搅得更加烦乱了。且环境的幽美，更衬托出主人公的孤寂、愁闷。“敲碎”既体现了静中之动，又以动衬静，“离”字点出了词中之情。
“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写出主人公的生活状况：所爱之人去了，自己孤独无伴，只好常常倚楼遥望，由于无人欣赏，所以也就无心去吹箫了。“人去”、“人独”，是“倚楼”、“吹箫”的原因。第一个“人”字是对方，是主人公想念的人；第二个“人”字是主人公本人。
“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承“倚楼”句，写登楼所见的风景，又点出了时令。“千山绿”虽然可爱，但“三月暮”却又意味着春光消逝、好花凋谢，对于爱惜青春的女性来说，便有“满眼不堪”之感。这两句承上启下，烘托气氛，写出了闺中人因思念外出人而无精打彩的情景。
“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上面写的，是日常的一般生活；这两句写的是一个特殊的细节。主人公不断地把情人寄来的信，从头细读，这进一步表现她的孤独无聊，也开始深入地揭示了她思念情人的深切感情。这是通过行动来写情的，是事中之情。
下阕“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时足？”直接抒情：情人寄来的信，满纸写着“相思”之字，说明他没有忘记自己，信中的字，不能安慰、满足自己的“相思”之意，也包含自己没有机会向情人倾吐相思、取得补偿之意。
思念情人除了空读来信之外，还设法安慰自己，但仍不免“滴罗襟点点，泪珠盈掬”。小珠般的点点眼泪，轻轻地、不断地滴在罗衣上，不但染衣，而且几乎“盈掬”。这两句再以事写情，体现了身份、性格特点，最可看出主人公是个女性。“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芳草”句很容易使人想起苏轼的名句“天涯何处无芳草”（《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此处反其意而用之，是说异地他乡的“芳草”，并不能使“行客”迷途忘返，言外之意说他终究是要归来的；后句说杨柳的枝条阻碍了视线（因此闺中人极目远望也无法看到自己的情人）；这就形象地写出她盼望行人归来，望眼欲穿的情景。因上句有盼望游人能归意，故倚楼望其或即翩然来归；但“垂杨只碍离人目”，“只”字有怪怨的感情色彩，怪垂杨别的作用不起，“只”起碍人望远的作用。两句将楼头思妇的细微感情，曲曲传出。
“最苦是、立尽月黄昏，阑干曲。”最后归结，仍从事中写情。结尾二句夸张地说因为天天等到月下黄昏，倚着栏杆翘首以望，以致把栏杆也压弯了，这当然让人“最苦”的。结尾与上片“倚楼人独”相呼应，照应题目，写尽离愁。因此用“最苦”两上字来充分地修饰，不仅详尽地表达了这两句，而且是详尽地表达了全词之情。
这篇抒写离情别绪而陷于苦闷的词作，无疑是南宋社会动荡中现实生活的反映。祖国南北分裂，无数家庭离散，备受亲人伤离的痛苦。辛弃疾本人也远离故乡，对这种现象也深刻了解，颇有体验，因此在他笔下才出现了这样抒写儿女之情，表达离人痛苦的词章。无须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地去寻找什么政治寄托，只就真实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来说，也应充分认识到它的文学价值。
《满江红·敲碎离愁》大致可系于宋宁赵扩庆元三年（1197年）春，是时作者隐居瓢泉。有的著者说，看语气此词为思念歌姬之作。其实思念某一歌姬之作可能能是它的写作契机，而词的主人公则是一个思妇。她所思念的不是别人，正是她心爱的而又远行的丈夫。
红罗袖里分明见，白玉盘中看却无。
疑是老僧休念诵，腕前推下水晶珠。
海色雨中开，涛飞江上台。
声驱千骑疾，气卷万山来。
绝岸愁倾覆，轻舟故溯洄。
鸱夷有遗恨，终古使人哀。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
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颖水之湄。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
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
谈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孙必欲推而纳之于必朽之处，此吾所为悁悁而悲也。夫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则宇宙间安得有此纷纷之周、孔哉！
子之大父一瓢先生，医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禄。仆方思辑其梗概以永其人，而不意寄来墓志无一字及医，反托于与陈文恭公讲学云云。呜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传矣，朽矣！
夫学在躬行，不在讲也。圣学莫如仁，先生能以术仁其民，使无夭札，是即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素位而行，学孰大于是！而何必舍之以他求？文恭，相公也；子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则名高；而布衣扶相公以自尊，则甚陋。今执逮之人而问之曰：“一瓢先生非名医乎？”虽子之仇，无异词也。又问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学乎？”虽子之戚，有异词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传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传先人，得毋以“艺成而下”之说为斤斤乎？不知艺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艺非道？貌袭之，道艺两失。医之为艺，尤非易言，神农始之，黄帝昌之，周公使冢宰领之，其道通于神圣。今天下医绝矣，惟讲学一流转未绝者，何也？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子不尊先人于百无一人之上，而反贱之于举目皆是之中，过矣！
仆昔疾病，性命危笃，尔时虽十周、程、张、朱何益？而先生独能以一刀圭活之，仆所以心折而信以为不朽之人也。虑此外必有异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寿世者，辑而传焉，当高出语录陈言万万。而乃讳而不宣，甘舍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学中未必增一伪席，而方伎中转失一真人矣。岂不悖哉！岂不惜哉！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早年与党怀英齐名北方，号称“辛党”。青年时参与耿京起义，并擒杀叛徒张安国，回归南宋，献《美芹十论》《九议》等，条陈战守之策，但不被朝廷采纳。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为守臣，曾平定荆南茶商赖文政起事，又力排众议，创制飞虎军，以稳定湖湘地区。由于他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故而屡遭劾奏，数次起落，最终退隐山居。开禧北伐前后，宰臣韩侂胄接连起用辛弃疾知绍兴、镇江二府，并征他入朝任枢密都承旨等官，均被辛弃疾推辞。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抱憾病逝，享年六十八岁。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但他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有《稼轩长短句》等传世。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