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荼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此亦皆罢去。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
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常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杜子美、李太白为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
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东斋引。
东坡先生被贬谪到儋耳,他把家安置在罗浮山下,只与幼子苏过挑着东西过海。在儋耳,他住的是用茅草、竹子修的房屋,每天吃的是苦菜和芋头,心中没有那种住室堂皇、食物精美的想法。子瞻平日里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只是把史地著作当作园囿来游览,把文章当作音乐来欣赏,到了这时也全都停下来了,只是喜欢写诗。他写的诗精深华妙,并未显出老年人那种衰弱疲惫的精神状态。
这时,我也被贬谪到海康,子瞻来信对我说道:“自古以来,已经有诗人写过模拟古人的作品,却没有人追和古人的诗。追和古人的诗,便从我东坡开始。在诗人中没有谁是我非常喜爱的,我唯独喜爱陶渊明的诗。陶渊明作诗不多,但他的诗表面上质朴,实际上却华丽;表面上清瘦,实际上却丰满。即使是曹植、刘祯、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众位诗人,都赶不上他。我前后和渊明的诗共一百几十首,至于那些得意之作,自以为同陶渊明的原作相比,也不会自愧觉得不如他的。现在我要把它们编成集子并且抄录下来,为的是把它们送给后世的君子,请你为我把这些记下来。但是我对渊明,哪里只是喜爱他的诗呢?如对他的为人,我确实是很有感触的。渊明临死前写信给儿子陶俨等人说:‘我年轻时生活穷苦,常常因为家里贫穷而东奔西跑。我性子刚烈,才智笨拙,和事物多有抵触,料想因为我自己,必定留下不少世俗的祸患。于是尽力辞去世事,使你们很小就过着挨饿受冻的生活。’渊明这些话,说的是实际情况。如今,我现在倒真有这些毛病,但一直没有及早发现。做了半辈子官,结果触犯了世俗的祸患。这正是我深深地为他折服、敬佩的地方,并且决心在晚年把他当作效法的榜样,哪怕是学到他的万分之一也好。”
唉!陶渊明不愿为了挣五斗米的微薄俸禄,整衣束带,去拜见一个无德无才的人;而子瞻做了三十多年的官,饱受入狱之苦,遭受狱卒的折磨困辱,仍然不知悔改,以致陷入大难之中,才想起在晚年从渊明身上求得寄托,哪里有人肯相信呢?尽管如此,子瞻做官,出入朝廷、官职或升或降的原因还是能够考究出来的。我相信后世有德有才的人肯定会给以正确评价的。孔子说:“阐述前人的观点而不自己写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我私自和老子、彭祖相比。”孟子说:“曾子和子思在道义上是一致的。”评价一个人关键是要看他的为人的实质,仅从一些表面的小事做出评断,是不足以对人作出正确评价的。
我年轻时没有老师,子瞻成年以后,学问也有成就了,先父便要我向他学习。子瞻曾经称赞我的诗具有古人的风格,我自己认为比不上古人。然而子瞻自从被贬谪到黄州住在东坡之后,他的学问日益长进,如同河水奔流般充沛盛大,他的诗和杜子美、李太白比起来,是要超过他们的,于是就和陶渊明相比。我虽然奋力疾追,但常常只能落在他的后面。对于他追和陶渊明的诗,我也跟着写了一些和诗。
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海康县城南的东斋里特作这篇序文。
陶渊明是东晋时的大诗人,因厌恶官场的丑恶而弃官归隐,创作了大量描写田园风光和村居生活的田园诗,风格平淡质朴,达到了诗歌艺术的化境。作为苏轼的弟弟,苏辙十分理解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和喜爱,所以在这篇序言中他充分肯定了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并从出处进退方面阐明了苏轼和陶渊明在思想感情上的联系,从而也就说明了苏轼和陶诗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序言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苏轼谪居儋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称赞其在此期间所作的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第二部分转引苏轼来信原文,说明苏轼追和陶诗的情况,着重反映他晚年谪居儋耳、深服渊明、并立志学陶的原因。第三部分是苏辙对苏轼的上述作为略加评论,其中说到苏轼半生为官,屡遭屈辱而不知悔改,到老而学陶,令人难信。但又称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言语之间,见出作者对其兄怀才不遇,遭遇困折的同情和不平之慨。最后一部分追忆自己少年时期追随苏轼学诗的情景,并再次肯定苏轼晚年诗歌的高度成就,与篇首呼应。末句点明了作这篇序的时间和地点。
此文在写作上的突出特点,是借用苏轼来信的原文说明苏轼创作和陶诗的动机和体会。文章第二段全引苏轼来信,这段引文占到全文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而且引文中又有引文,苏轼的信中又引用了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中的一段话。这些引文缩短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让读者觉得亲切可信。所引苏轼的原文实为文章的骨架,其他文字都是作陪衬的。苏轼的原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论陶诗的艺术特点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即表面质朴而实际有内在之美,表面清癯而实则含蕴丰厚,也就是他在评价韩愈、柳宗元诗歌时所说的“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东坡题跋》卷二),很中肯地说出了陶诗的艺术风格。苏轼曾经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王定国诗集叙》)反映了苏轼早年积极用世的思想。晚年他却因酷爱陶诗而把陶渊明置于李白、杜甫之上,这不免失之偏颇,但这也是跟他晚年厌恶官场、思想和行为都接近陶渊明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二是苏轼用他自己“不早自知”其“病”而急流勇退,结果“半生出仕,以犯世患”,和陶渊明“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相比,一番痛定思痛之言,既表现了他深服渊明的诚意,也透露出他心中的隐忧,把他追和陶诗的目的、原因都和盘托出了。苏轼酷爱陶渊明,实际上是要在他那超脱现实的人生态度中寻求精神的安慰。
这篇序言的价值还在于评价了苏轼的诗。诗穷而后工,苏轼在政治上越倒霉,他的诗文就作得越好。贬官黄州,是苏轼的一个创作高峰:“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贬官岭南,是苏轼一生的又一个创作高潮,其诗又一变:“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有人特别喜欢苏轼晚年的诗,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晚年诗歌的艺术成就确实超过了早年。
此文作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十二月,是苏辙为苏轼追和陶渊明的诗集所作的序言。苏轼大量作和陶诗并结成和陶诗集时,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经过长期的宦海沉浮和反复的贬谪,他到晚年越来越仰慕陶渊明的为人,也越来越喜欢陶渊明的诗歌。早在元祐七年(1092年)在扬州做官时,苏轼就曾作《和陶饮酒二十首》。谪居惠州、琼州期间,他更是把陶渊明的诗全部和了一遍,并编成一部《和陶渊明诗集》,请此时正谪居雷州的弟弟苏辙作序。苏辙应邀写了这篇文章。
台湾自设行省,抚藩驻台北郡城,华夷辐凑,规制日廓,洵海外雄都也。赋词纪盛。客来新述瀛洲胜,龙荒顿闻开府。画鼓春城,环灯夜市,娖队蛮韡红舞。莎茵绣土。更车走奇肱,马徕瑶圃。莫讶琼仙,眼看桑海但朝暮。
天涯旧游试数。绿无环废垒,唬鵙凄苦。绝岛螺盘,雄关豹守,此是神州庭户!惊涛万古。愿洗净兵戈,卷残楼橹。梦踏云峰,曙霞天半吐。
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
隔帘唯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
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
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
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
小立红桥柳半垂,越罗裙飏缕金衣。采得石榴双叶子,欲贻谁?
便是有情当落日,只应无伴送斜晖。寄语东风休著力,不禁吹。
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
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
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
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
弟小修诗,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岁馀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余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齌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