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望不见帝王平时的翠辇经过，只能在夜半听到冤鬼的悲歌。
宫妃金舆不返难见倾城之色，只有曲江的流水被玉殿分波。
死前想念华亭听鹤鸣的时光，老臣忧念王室命运悲泣铜驼。
翻天覆地的变化虽使人心折，若比起伤春的哀恸还不算多。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李商隐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诗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后一种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殿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五、六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第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此诗当作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之节”（康骈《剧谈录》）。安史之乱后荒废。唐文宗颇想恢复升平故事，于大和九年（835年）二月派神策军修治曲江。十月，赐百官宴于曲江。甘露之变发生后不久，下令罢修。李商隐这首诗，就作于事变后的第二年春天。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定场贺老今何在，几度新声改。怨声坐使旧声阑，俗耳只知繁手，不须弹。
断弦试问谁能晓，七岁文姬小。试教弹作辊雷声，应有开元遗老，泪纵横。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恁哓哓问姓名。
八月十五夜，月色随处好。
不择茅檐与市楼，况我官居似蓬岛。
凤咮堂前野桔香，剑潭桥畔秋荷老。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
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
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
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
某尝以谓君子之文章，不浮于其德，其刚柔缓急之气，繁简舒敏之节，一出乎其诚，不隐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为楚声，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则潜德道志，不可隐伏。盖古之人不知言则无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呜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于其德，与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异位也。某之初为文，最喜读左氏、《离骚》之书。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见于后，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气道，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于繁，左顾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诚恻怛于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厌。考乎其终，而知其仁也愤而非怼也，异而自洁而非私也，彷徨悲嗟，卒无存省之者，故剖志决虑以无自显，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丽而可悦也；如秋风夜露，凄忽而感恻也；如神仙烟云，高远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
自三代以来，最喜读太史公、韩退之之文。司马迁奇迈慷慨，自其少时，周游天下，交结豪杰。其学长于讨论寻绎前世之迹，负气敢言，以蹈于祸。故其文章疏荡明白，简朴而驰骋。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郁于中，故其余章末句，时有感激而不泄者。韩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庙之江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揽，则极言语之怀巧，有不足以过之者。嗟乎！退之之于唐，盖不试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权臣，临义而忘难，刚毅而信实，而其学又能独出于道德灭裂之后，纂孔孟之余绪以自立其说，则愈之文章虽欲不如是，盖不可得也。
自唐以来，更五代之纷纭。宋兴，锄叛而讨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试，休养生息，日趋于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于其时者，谈笑佚乐，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天下之文章稍稍兴起。而庐陵欧阳公始为古文，近揆两汉，远追三代，而出于孟轲、韩愈之间，以立一家之言，积习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后四方学者，始耻其旧而惟古之求。而欧阳公于是时，实持其权以开引天下豪杰，而世之号能文章者，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而执事实为之冠，其文章论议与之上下。闻之先达，以谓公之文其兴虽后于欧公，屹然欧公之所畏，忘其后来而论及者也。某自初读书，即知读执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广求远访，以日揽其变，呜呼！如公者真极天下之文者欤！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与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温李”，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人，后随祖辈移居荥阳（今河南省郑州市），晚唐时期诗人。
李商隐幼年丧父，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十六岁时，因擅长古文而知名。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令狐楚等前辈。“牛党”令狐楚欣赏他的文才，亲自授以今体章奏之学，并给予资助，后又聘其入幕，至开成二年（837年），考中进士，及第后再入令狐楚幕，令狐楚死后，入“李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不久娶王女为妻。从此陷入“牛李党争”漩涡，被“牛党”视为“背恩”“无行”。次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已被录取再遭刷落。会昌二年（842年）应“书判拔萃试”，被授秘书省正字。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其随即放弃京职，随李党郑亚赴桂海。后期十几年时间，都漂流各地，为各地幕僚，开始笃信佛教。大中十二年（858年），因病退职还乡，在郑州去世。
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其诗构思缜密，多用含蓄象征的手法，精工富丽的辞采，婉转和谐的韵调，曲折细微地去表现深厚的情感。李商隐胸怀“欲回天地”，力促唐王朝中兴的志向，但身处晚唐已无实现抱负的可能。其骈体章奏与哀诔之文因形式瑰丽、情文并茂而在当时极负盛名，曾自编为《樊南甲集》等，李商隐还是晚唐杰出诗人，其诗各体俱有佳作，尤以五七言律绝成就为高，七言律诗的造诣更是上追杜甫而独步晚唐。主要作品有《瑶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