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馀叁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为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粉刷墙壁作为一种手艺，是卑贱而且辛苦的。有个人以这作为职业，样子却好像自在满意。听他讲的话，言词简明。意思却很透彻。问他，他说姓王，承福是他的名。祖祖辈辈是长安的农民。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抽调百姓当兵，他也被征入伍，手持弓箭战斗了十三年，有官家授给他的勋级，但他却放弃官勋回到家乡来。由于丧失了田地，就靠拿着镘子维持生活过了三十多年。他寄居在街上的屋主家里，并付给相当的房租、伙食费。根据当时房租、伙食费的高低，来增减他粉刷墙壁的工价，归还给主人。有钱剩，就拿去给流落在道路上的残废、贫病、饥饿的人。
他又说：“粮食，是人们种植才长出来的。至于布匹丝绸，一定要靠养蚕、纺织才能制成。其他用来维持生活的物品，都是人们劳动之后才完备的，我都离不开它们。但是人们不可能样样都亲手去制造，最合适的做法是各人尽他的能力，相互协作来求得生存。所以，国君的责任是治理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存，而各种官吏的责任则是秉承国君的旨意来教化百姓。责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饭不做事，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我泥镘子去游戏嬉戏。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又确实有成效，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虽然辛苦，却问心无愧，因此我心里十分坦然。力气容易用劲使出来，并且取得成效，脑子却难以勉强使它获得聪明。这样，干体力活的人被人役使，用脑力的人役使人，也是应该的。我只是选择那种容易做而又问心无愧的活来取得报酬哩！
“唉！我拿着镘子到富贵人家干活有许多年了。有的人家我只去过一次，再从那里经过，当年的房屋已经成为废墟了。有的我曾去过两次，三次，后来经过那里，也成为废墟了。向他们邻居打听，有的说：‘唉！他们家主人被判刑杀掉了。’有的说：‘原主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子孙不能守住遗产。’也有的说：‘人死了，财产都充公了。’我从这些情况来看，不正是光吃饭不做事遭到了天降的灾祸吗？不正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不选择与他的才能相称的事却要去充数据高位的结果吗？不正是多做了亏心事，明知不行，却勉强去做的结果吗？也可能是富贵难以保住，少贡献却多享受造成的结果吧！也许是富贵贫贱都有一定的时运，一来一去，不能经常保有吧？我的心怜悯这些人，所以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干。喜爱富贵，悲伤贫贱，我难道与一般人不同吗？”
他还说：“贡献大的人，他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多，妻室儿女都能由自己养活。我能力小，贡献少，没有妻室儿女是可以的。再则我是个干体力活的人，如果成家而能力不足以养活妻室儿女，那么也够操心的了。一个人既要劳力，又要劳心，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啊！”
我听了他的话，起初还很疑惑不解，再进一步思考，觉得他这个人大概是个贤人，是那种所谓独善其身的人吧。但是我对他还是有些批评，觉得他为自己打算得太多，为别人打算太少，这难道是学了杨朱的学说吗？杨朱之学，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毫毛去有利於天下，而王承福把有家当作劳心费力的事，不肯操点心来养活妻子儿女，难道会肯操劳心智为其他的人吗！但尽管如此，王承福比起世上那些一心唯恐得不到富贵，得到後又害怕失去的人，比那些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以致贪婪奸邪无道以致丧命的人，又好上太多了。而且他的话对我多有警醒之处，所以我替他立传，用来作为自己的借鉴。
《圬者王承福传》设计巧妙，没有直接交代传主的基本信息，而是由他的地位低贱却能自得其乐诱发了作者的好奇心，从而展开了叙述。传主的回答使事情原委如滔滔江水，一览无余。第一段，王承福介绍自己及家庭的基本情况。他有军功可以为官，却选择从事泥瓦匠一职干了三十余年。接下来两段，王承福阐述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紧接着，王承福叙述亲眼所见的许多官宦人家不得善终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强迫自己从事劳心的事情而又智力达不到，选择与自己才能不相适应的事情。功劳太小而享用太多。最后一段，写作者对王承福所说话的思考，作结。作者赞扬王承福是独善其身的贤人，却并不完全赞成他只顾个人，毫无济世之心的做法，但是他比起那些患得患失的人，那些为了满足个人生活的欲望，而贪婪邪恶，没有王法的人，显然要明智许多。
文章主题从《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演化而来。这本是当时人所习知的看法，但作者利用奇异的构想、生动的叙事把内容表达得趣味盎然。文章表扬“贱且劳”的传主那种漠视利欲、安贫乐道的精神，揭示“富贵”之人或尸位素餐、薄功厚飨，或贪邪无道、多行可愧而自取败亡的下场，造成鲜明的对比，表现鲜明的爱憎、褒贬态度，有激愤又有讽刺。其中一大段对于“富贵之家”的近乎诅咒的议论，实际是作者在长安十几年所见所闻的总结，也是他经过多年人生历练取得的教训。当然，正因为王承福不过是作者的代言人，所以他的议论口吻不像是个“劳力者”，至于文章观念上的消极面也是很明显的。
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传记文，而其立意本在议论。这篇作品主要是以人传言，以言传人，即通过王承福来发表议论，又通过这些议论来表扬一种理想的人格。而王承福及其言论更和后面作者的评论相照应，所以作品表达的乃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这种写法也体现了韩愈在文体方面的创新。从整体看，首段为叙，中间两段叙中带议，末段为议。从局部看，用“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的议论句开篇，接着便是语气平静的诉说。第二段的重点是围绕“食焉而怠其事”而发的一番议论，又穿插了操镘入富贵之家的生动描写：其间，或叙或议，自然而然。末段，叙议结合更为密切。文章前面略叙人物因缘，结尾著议点题，中间是他人替自己说话。这种方法让议论出自别人，作者成为旁观者，也是客观的评论者，从而增强了说服力，结构也显得抑扬错落，行文更有情致。
《圬者王承福传》大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左右，时作者到京城长安调选。王承福立身行事的特异之处引起了作者的关注，于是为他写下了这篇传记。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轼铭其墓曰：
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铭曰：
君得从先夫人于九泉，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初九日，大把事复捧礼仪来致谢，酬校书之役也。铁皮褥一，黄金四两。再以书求修鸡山志，并恳明日为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后出关。院有山茶甚巨，以此当折柳也。余许之。是日仍未霁，复憩通事楼。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礼。自元旦至元宵后二十日，数举方止。每一处祭后，大把事设燕燕木公。每轮一番，其家好事者费千余金，以有金壶八宝之献也。
其地田亩，三年种禾一番。本年种禾，次年即种豆菜之类，第三年则停而不种。又次年，乃复种禾。
其地土人皆为麽些。国初汉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则不复知有军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麦，自汉至国初。太祖乃易为木。民姓和，无他姓者。其北即为古宗。古宗之北，即为吐蕃。其习俗各异云。
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绝无雷声。其人南来者，至丽郡乃闻雷，以为异。
丽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岩，高阔皆三丈，崖石白色而东向。当初日东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则满崖浮彩腾跃，焕然夺目，而红色尤为鲜丽，若镜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则不复然矣。
初十日，晨餐后，大把事复来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骑，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东向半里，街转南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过东桥，于是循溪南岸东南行。三里，有柳两三株，在路右塍间，是为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坞，东北辟甚遥。盖雪山之支，东垂南下者两重，初为翠屏、象眠，与解脱、十和一夹而成白沙坞；再为吴烈东山，与翠屏、象眠再夹而成此坞，其北入与白沙等。其北度脊处，即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东者。东山之外，则江流南转矣。脊南即此坞，中有溪自东山出，灌溉田畴更广。由此坞东北逾脊渡江，即香罗之道也。坞中溪东南与玉河会于三生桥之东，又有水西南自文笔山沿南山而东转，随东圆冈之下，经三生桥而东与二水会，于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东员冈者，为丽郡东南第一重锁钥。盖有大脊自西来，穹为木家院后高峰大脊，从此南趋鹤庆。其东下者为邱塘关，其东北下者，环转而为此冈，直逼东山之麓，束三水为一，沿东山南下而出邱塘东峡，自七和、冯密而达鹤庆。冈首回环向郡，南山之溪经其下，巩桥度之，曰三生桥。桥北有二坊，两三家为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畴，而南则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巅，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内抱，下辟平坞，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东下，与东山夹溪南流。坡间每有村庐，就洼傍坎，桃花柳色，罨映高下。三里，稍下就洼，有水成痕，自西而东下于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桥而南，则木家院在是矣。
先是途中屡有飞骑南行，盖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屡令人来，示其款接之礼也。途中与通事者辄唧唧语，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门。其门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狮，四面墙垣之外，俱巨木参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门两重，厅事亦敞。从其右又入内厅，乃拜座进茶。即揖入西侧门，搭松棚于西庑之前，下藉以松毛，以示重礼也。大把事设二卓，坐定，即献纸笔，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进诸生，虽事笔砚，而此中无名师，未窥中原文脉，求为赐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余颔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为其子斧正。书后写一题曰：“雅颂各得其所。”余与四君，即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阶下。下午，文各就。余阅其作，颇清亮。二把事复以主命求细为批阅。余将为举笔，二把事曰：“馁久矣，请少迟之。后有茶花，为南中之冠，请往一观而就席。”盖其主命也，余乃从之。由其右转过一厅，左有巨楼，楼前茶树，盘荫数亩，高与楼齐。其本径尺者三四株丛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不能中窥。其花尚未全舒，止数十朵，高缀丛叶中，虽大而不能近觑。且花少叶盛，未见灿烂之妙，若待月终，便成火树霞林，惜此间地寒，花较迟也。把事言，此树植与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余。余初疑为数百年物，而岂知气机发旺，其妙如此。已还松棚，则设席已就。四君献款，复有红毡、丽锁之惠。二把事亦设席坐阶下，每献酒则趋而上焉。四君年二十余，修皙清俊，不似边陲之产，而语言清辨可听，威仪动荡，悉不失其节。为余言北崖红映之异。时余欲由九和趋剑川，四君言：“此道虽险而实近，但此时徙诸出豆者在此，死秽之气相闻，而路亦绝行人，不若从鹤庆便。”肴味中有柔猪、牦牛舌，俱为余言之，缕缕可听。柔猪乃五六斤小猪，以米饭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体炙之，乃切片以食。牦牛舌似猪舌而大，甘脆有异味。惜余时已醉饱，不能多尝也。因为余言，其地多牦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负重，北地山中人，无田可耕，惟纳牦牛银为税。盖鹤庆以北多牦牛，顺宁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异兽，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腾越，其西渐狭，中皆人民，而异兽各不一产。腾越之西，则有红毛野人，是亦人中之牦、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领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灯下乞细为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颔之。四君送余出大门，亦驰还郡治，仍以骑令通事送余。东南二里，宿村氓家。余挑灯评文，就卧其西庑。
去年何时君别妾？南园绿草飞蝴蝶。
今岁何时妾忆君，西山白雪暗秦云。
玉关去此三千里，欲寄音书那可闻？
新腔一唱双金斗，正霜落，分柑手。已是红窗人倦绣，春词裁烛，夜香温被，怕减银壶漏。
吴天雁晓云飞后，百感情怀顿疏⑾酒。彩扇何时翻翠袖，歌边拌取，醉魂和梦，化作梅花瘦。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